秦始皇帝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是在战国纷争的条件下，灭六国建立统一封建帝国的皇帝。他于公元前246年即帝位,时年13岁。即帝位后，励精图治，为建立统一大帝国东征西伐。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随后,在前223年至前221年内，连续灭楚、赵、燕、齐,并于公元前221年宣告统一大帝国的建成。这个大帝国幅员之大，在此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据《史记》记载，秦的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灭六国，统一天下，靠的是武功，南征北伐：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给丞相、御史命令中的话，文中连用六个“诛”字加一个“击灭”字样，可见秦统一全是武力杀伐的结果。至于原因，当然是嬴政一面之词。至少，《史记》中就有“秦灭六国，楚最无罪”的话。当然，具体地判定六国是非，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春秋战国，五霸七雄，历经550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一虽未必给人民带来实质性的恩惠，但免于刀枪剑戟之苦，却是现实的。毫无疑问，竞争，对失败者说，是非常残酷的；对胜利者而言，却是严峻的。在军事上消灭六国政权之后，秦始皇必须采取行政的和制度上的措施，将统一政权定型化。
废分封，立郡县。众所周知，周朝实行分封制，似乎将地块划拨在自家家族手中，分兵把守四方，江山才稳固。时间推移，血缘亲族之情逐渐淡化，而权力利益之争逐渐强化，久而久之，血缘亲情，烟消云散，而权力利益之争却愈演愈烈，历史的发展，将分封制击得粉碎。秦建国后，是重复历史的旧制？还是另辞现实社会的新规？自然有一番争执：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两种意见，尖锐地摆在嬴政的面前。王绾的意见，显然是因袭的惯性。然而，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春秋战国550年的纷争,原因固然多多，但分封制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秦始皇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杰出的人物，首先是他敢于突破历史的成见，开创新的局面。当着王绾和李斯的意见相左时，他立即表示意见，总结历史的教训抛弃陈腐观念，支持李斯，另立新的规章。他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能哉！廷尉议是。”毫不夸张地说，秦始皇放弃分封制，建立郡县制,是一项历史性的改革，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对“封建”（即分封制）的批评，可以看作是对郡县制的褒奖：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其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分封制，实质上是“家天下”，代代相传。代代相传的世袭制，不能保证贤人“以立于天下”，并且，必定是腐败的温床。西周分封的失败，历代封建王朝“父传子，家天下”导致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因此，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是一大创举。当然，秦始皇设郡县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而是为了秦王朝的“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王朝依据赢政的决断，将当时的中国分为36郡，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的“统一”措施有几项是社会生活必需的制度：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
我们说过，度量衡制度是联系群众、组织生产、进行交换必不可少的条件。“车同轨”和“书同文字”两项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度量衡的作用是相等的。车两轮之间的距离固定，是车的标准件，标准件可互换，这对于战争和运输都十分有利。六国的割据，造成文字的差异，统一文字可以统一政令。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自秦开始，中国文字实现了统一，而且贯彻始终。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的经验证明，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并不等于巩固政权。巩固政权需要在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之后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就特殊性而言，巩固政权，对秦始皇而言，尤为重要，因为秦信奉法家学说，讲法、术、势以御臣下，崇尚皇帝的绝对权威。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严刑峻法，甚至是残酷***。更为严重的是，在***六国贵族反抗的同时，对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扩大了对立面，肆意制造自身的掘墓人。对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没有清醒的认识，对朋友、敌人和社会寄生力量不加分析和区别，甚至焚书坑儒，粗暴地破坏文化传统。在社会的长期纷争战乱之后，不知休生养息，不知爱惜民力，穷奢极欲，好大喜功，驱使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大兴土木工程，残民以逞，竭泽而渔，天怨人怒，立国仅12年，就在农民大起义的怒涛声中灭亡了。凡此等等，都说明刚刚建立的秦统一政权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秦始皇在政治上是十分敏感的，对秦建立后的政治状况，有清醒的认识：“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因东游以厌之”（《 史记.高祖本纪》）。所谓“东南有天子气”，就是说“东南”(主要是指楚国辖地)有反抗秦王朝并企图取而代之的政治基础和力量。“东游以厌之”的“厌”是“压”的假借字，“厌”就是“***”。这就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开始东巡的重要原因。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秦始皇所说的“东南有天子气”的内容，对我们了解秦始皇的泰山封禅是极为有益的。
东方反抗秦王朝的政治主要力量有两个方面：
一是六国贵族的剩余力量。
《史记.留侯世家》载：“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张良本不姓张，而姓姬。秦灭韩，他为韩报仇，求刺客，并且终于找到了刺客刺杀秦始皇：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史记.留侯世家》）
张良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就目的而言，是政治性的报复，秦灭韩，被灭的韩统治集团的残余力量伺机报复，可以理解。但行为本身又过分简单化。得一力士，在秦始皇被前呼后拥、护卫如林的情况下行刺,风险实在太大。结果，不得不改姓更名，逃亡到江苏下邳。毫无疑问,张良逃亡下邳,是张良的失败。 一个有作为的人，在失败之后，就应该认真地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失败的教训中寻找成功的秘决。历史学家有时也是幽默的，用一个生动的故事来发表议论。相传张良逃到下邳后，遇到一位圯上老人。老人见张良，有意将鞋坠入圯下，令张良去拾取，又令张良给穿上。张良一一完成之后，老人笑而去。随后，老人返回，约张良“后五日平明”在圯上相会。五日后，张良如约前往，而老人先在。老人批评张良:“与老人期，后，何也？”再约，又不成。又约五日，张良半夜而往。老人大喜，送给张良一本《太公兵法》，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 。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城山下黄石即我矣。”所以后人因称圯上老人为黄石公。《太公兵法》固然是解释张良后来常有奇计的原因，但是，故事本身却告诉人们一个历史的经验，复仇要有耐心，不可急躁。耐心能出现计谋和智慧，耐心能组织和聚集力量。这个故事显然是针对着张良在博浪沙的失败而发的。张良后来能克制急躁而忍耐,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教训。此后，张良聚少年百余人，投奔刘邦，终成大业。
随后在江东起兵反秦的项梁和项羽，和张良相似,属于六国贵族的政治势力。
二是六国人民不堪重压而起兵反抗：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史记.陈涉世家》）
这里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六国人民与秦统治集团的矛盾。秦建国之后，北修长城，咸阳大修宫殿，其工程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范文澜先生在所著《中国通史》第2册中说:“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虽然形式上不发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农民被称为罪人去服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陈涉世家 》中说的“会天大雨，道不通 。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就是说明秦的刑法苛暴。劳役要按期到达，如不按期到达，皆斩，连大雨的耽误，也算入犯法之内，实在不近情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相从者风起云涌，可见秦王朝与人民的矛盾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二是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严重。秦始皇信奉韩非的学说，韩非的学说十分重视皇帝的权威，从价值观念的取向上,向上层统治集团倾斜，皇帝是最受尊宠的人。另一方面对人民，对臣下，又严刑峻法。历史的辩证法常常与统治集团的荒唐愿望相反。秦始皇以为设郡县，销兵器，御臣下，就可以长治久安，王朝万世。殊不知权力越集中，越容易产生争权的矛盾，皇权越专有，越容易产生***。秦始皇之世存在两大内部矛盾。知识分子集团在秦中央集权制下非常不适应。本来，七雄并世，知识分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见不合，拔腿就走，另谋高就。俗话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苏秦、张仪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秦一统天下，政见不合，要受到纠缠。六国灭亡，另谋高就只是一句壮胆的空话，此处不留人，就再也没有留人处了。习惯于百家争鸣的士人，只能改腔变调，附和一家之言。这其间免不了种种矛盾和斗争。焚书坑儒是秦始皇采取的苛刑***，以此来解决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有人说，坑儒不是“坑”的知识分子，只是一批方术之士，其中不乏不逞之徒。这话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不过秦杀了一些不同意见的士，也是不争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一位士也没杀，但焚书却是无可否认的真实。史书上说过，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夺天下要武人也要文人，治天下也要文人也要武人。秦始皇建国之后，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是他一生的重大失策。其次，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权力腐败。举一个很小的事例：秦始皇的一大功绩是“行同伦”，力求统一全国的人伦风俗和道德观念。他在东巡浙江时，有《会稽刻石辞》，称“防隔内外，禁止淫佚”,“夫为寄, 杀之无罪”。这当然是一个维持社会良好风尚的决定，但是，秦始皇建国后大修宫殿，在咸阳仿六国宫殿形式，修建宫殿145处， 藏美女万人以上。最为奢侈的当是“阿房宫”：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 … （杜牧《阿房宫赋》）
文人的笔墨虽不免有细节的夸张，但阿房宫确确实实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宏伟建筑。惟此，秦始皇是伟大的创业者，又是罕见的腐败分子，而且这种腐败象瘟疫一样，在统治集团内部扩散、蔓延，直至不可救药。秦代的腐败，迅速化为内部的权力之争，秦二世和赵高勾结，利用种种手段，获得政权，杀长兄扶苏，又杀秦始皇子女22人。为了巩固权力，“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因此，秦政权虽有创始之劳，但同时又是一个内外交困、运转畸形的的政权。
《陈涉世家》所反映的问题，是秦始皇在世的时代就存在，秦始皇作为政治家，极富于敏感性，并不迟钝。他一生自始至终注视着东方问题。
从公元前219年开始东巡，第一件事就是封禅泰山：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上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史记.封禅书》）
这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秦始皇封禅泰山的权威性见解。但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的这两段材料，又不那么权威，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窦。首先，秦始皇上泰山和下泰山的路线就不清楚。按《封禅书》，秦始皇上泰山是阳上阴下，即从山南上山，从山北面下山。《 秦始皇本纪 》则不说上下路线。但是，上下路线不清，“休于大树下”的大树在南在北，则是问题。如果我们确认《封禅书》正确,则“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的大树则在泰山之阳,即山之南。那么,《秦始皇本纪》的“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中的“树”，则当在泰山之北。历代记载的“秦松挺秀”之松皆在泰山之南， “树”成为“松”如此说来，《封禅书》和《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上泰山的线路问题上 ，必有一误。较大的可能是，《秦始皇本纪》中的 “下，风雨暴至”之“下”乃后世误刻。其次，“立石”，“刻所立石”。按《秦始皇本纪》，将“立石”和“刻所立石”分写，甚至是“刻所立石”一句在“禅梁父”之后，人们很容易认为在泰山上“立石”，而在泰山下梁父山“刻所立石”。按《封禅书》，“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秦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则当是在山顶立石刻字。于是，问题产生，秦始皇在泰山之颠既立石又刻石呢，还是“立石”和“刻石”是一回事？非常有趣的是，泰山上既有所谓“立石”（今存，许多人称为“无字碑”，指为秦始皇所立），又有“刻石”（已废，今人据拓本重刻）。
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按，汉武帝刘彻）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征。《续汉书?祭祀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世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日知录.泰山立石》）
顾炎武的推论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宋以后的文人相传已久，特别是明人公然刻碑于其侧，为秦物，是亦各习难改。顾炎武在同书中进一步从秦始皇东巡刻石的体制和史家文字之严密证明泰山顶之“无字碑”非秦物，乃汉物，是颇有说服力的：
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 ；于泰山 ，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琊，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始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记？使汉武有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同上）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修史的人，无论官修或私修，都必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就不成体系。顾炎武从秦始皇东巡刻石的修史体例着眼，有说服力。不管立石刻石的结论如何，李斯小篆保存在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上，使后人一睹真迹，从文字学的角度说，确乎令人赞赏。
我们已经概述过秦建国以后的社会政治状况，也指出秦始皇东巡的目的（其实也是泰山封禅的目的）和他要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这当然不是我们的臆说，而是有确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作依据。秦始皇东巡的社会政治目的应该从他的东巡文告中概括出来。
《史记》一书所载东巡刻石共7块，实际收文6则：
泰山刻石
琅琊刻石
之罘刻石
附《东观》一则
碣石门刻石
会稽刻石
纵观全部刻石文词,主题大同小异，无非歌颂秦功德，声讨六国罪恶。秦统一有理,六国灭亡应该。推行秦的法令，宣扬中原文化人伦。力求社会稳定，有秩序运转。泰山刻石辞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史记.秦始皇本纪》）
毫无疑问，泰山刻石辞是政治性的，是秦始皇的政治文告。秦始皇十分崇信法家的学说，他以为准备了充足的军队，加上他的政治文告，天下臣民就会“罔不宾服”。只要“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就一定能“化及无穷”，永世太平，长治久安。秦始皇以为,他不断地东巡视察,不断地发布永久性的政治文告，就可以消除东南的“天子气 ”。相传秦始皇巡到今江苏省南京市附近时，人称南京市南之穆陵关有“天子气”。这个民间传说，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秦始皇在意识形态上，确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治，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郊祀志》说，“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五德说和五行说是一致的，所谓“五德终始”，就是五行之德终始相递传。五行说，又称“阴阳五行”，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哲学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介绍邹衍及其学说，称：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 大圣 》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这一段记载最为重要的是两句话：“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古人以为，阴阳是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暖为阳，冷为阴，因此，阴阳是一对哲学范畴。阴阳的聚合、消长就形成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阴阳之说，又充实以五行。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中国古代流传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相生相克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或相互促进，或相互排斥。所谓五德 ，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一派学人将阴阳五行和人类社会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不仅周而复始地转移，而且是一个王朝政治运作的特殊标志。将神秘的天人合一或神道设教搞到政治生活中来。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说周朝是火德，秦代周，自然是水德，因为按五行说，水克火。于是改十月为正月，因为从十月开始为冬季，冬是水的标志。此外，旗旄上黑，黑是水的标志。水主阴，阴则刑杀，所以“刻削毋仁恩和义”，才合乎水德的要求。凡此等等，说明秦始皇虽然崇尚着法家学说，但内心深处，却又深刻地受着“天人感应”、“神道设教”等迷信思想的影响。
问题是，秦始皇的东巡，泰山封禅,除了前边阐述的社会政治因素而外，是不是还包含迷信的因素？回答是肯定的。
既已，齐人徐?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卢生说秦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两条记载，说明了秦始皇的精神状态。就个人而言，秦始皇在消灭六国，建立统一政权之后，个人欲望开始膨胀，个人的精神素质开始改变。简单地说，个人的享乐、长生、权势等要求，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心理变态的地步。派徐?去求仙，派卢生求不死之药，就是这种变态心理的反映。秦始皇不仅单向地派徐市、卢生等人求仙、求不死之药，而且还为求仙长生闹内部矛盾。当卢生等人说“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和“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的话后，他宣布，有言说他住处的，“死罪”。有一次,他在出巡中,看见丞相车从过多，表示不满。有人将此意见告诉丞相，丞相就减少了车从。秦始皇得知丞相减少车从，以为“此中人泄吾语”，将当时在旁的人，统统杀掉。可见他追求做“真人”和求不死之药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就社会环境而言，神仙迷信之说，由来已久，西周末年，就有成仙之说，前文引述的徐、卢生，以及见于史书的韩终、侯公、石生，皆以求仙、求不死之药以干谒帝王，倘非当时社会迷信之风盛行，焉能有此等现象。《史记》说秦始皇封禅泰山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大概是因为秦始皇个人有求长寿成仙之请，故而如此。
总而言之，秦始皇封禅泰山，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他东巡的目的是维护政权的统一，当然也包含消除东方人民的反抗情绪。可以说，他终生的憾事是并没有正确地解决东方问题。为他殉葬的兵马俑，严阵以待，面向东方，可见东方问题，是他死不瞑目的情结。秦始皇不懂得，以武力得天下，必须伴之以文治，一味严刑峻法，将武力夺天下的办法延长为治国是不能维持长久的；秦始皇更不懂得个人的欲望和消耗，必须与社会生产水平与人民大众的承载力相适应，穷奢极欲，残民以逞，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和结构的崩溃；秦始皇又不懂得，六国的死亡，统一大帝国的形成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大变动必伴之以大稳定。质言之，要变动六国政权，必须稳定六国人民，否则，不加区别，六国的政治力量和六国生产力量一起变动，社会必然陷入动荡和混乱。因此，秦始皇不在政策上加以调整部署，而企图用政治文告宣扬自身功德和神道设教的封禅来解决社会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毫无结果。但是，他封禅泰山，不仅留下了李斯小篆碑让后世人赞赏，不仅留下了五大夫松（今已不存）遗迹，让人留连忘返，发怀古之幽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有正史记载的帝王封禅泰山的先河，使后世有名望的帝王心向泰山，将泰山正式引入帝王生活的政治圈，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上起过不大不小的作用，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使泰山的名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绵延而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