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日本对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受容与认可，中国道教思想是否曾对日本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焦点。虽然日本学者对道教的研究颇多，成果亦颇丰，但其主旨多是通过道教研究来认知中国文化，鲜有以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为切入点的有力论证。部分日本学者否认道教信仰对日本古文化的诸多影响。例如，福井文雅在其编著的《道教事典》中不仅否定道教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影响，甚至直接否认道教曾传入日本。日本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认为，虽然中国道教的部分知识传入了日本，但没有在日本人的生活世界产生影响并形成信仰。笔者则试图通过对泰山府君祭的道教属性的解读，探讨道教思想对古日本文化的影响。
祭文具备道教属性
泰山府君是泰山神之一，其称谓始见于东晋《搜神记》，最初源于人们的自然崇拜，后作为道教神仙信仰的形式存在。在中国，泰山府君称谓历经多次变更，魏晋时期为泰山府君，唐代为天齐王，宋代为东岳大帝，明清时期为碧霞元君。东汉时期已有魂归泰山之说，魏晋年间，泰山府君被认为是主管地府、治理鬼魂之神。泰山府君信仰传入日本后，其被信众当作具有掌管生死与荣辱法力之神。该信仰后与佛教融合后，泰山府君被认为是阎魔王的侍者。从平安朝到明治时期的近千年时间内，关于日本天皇、上层贵族和武士的泰山府君祭祀的记载共有400余次，由此可见泰山府君在古日本信仰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泰山府君祭的都状是施祭者向诸神表达祭祀、祈愿目的的路径之一。与日本佛教中的愿文及神道教中的祓词形式相通，均为祭文的异称。祭文在祭祀者内心具有通神性，故其内容表述真实可靠。相较于通过经后人编撰、流变的书籍来考证日本泰山府君信仰，都状无疑更能直接、客观地反映祭祀者的真实诉求与信仰。天皇与贵族施祭的泰山府君都状中，多次出现息灾延命长生久视保万福于百年之间等道教思想祷词。例如，位居官阶正四位右大辨的藤原伊房，为救治重病爱女而祭祀泰山府君的祭文中有三壶闻名，宁觅仙药于蓬岛之月一句，与道教经典《抱朴子内篇》中的丹药思想如出一辙；藤原实行在祈求高升的祭文中有藐姑射之春华，唯喜德馨之及家园，其中的藐姑射山出典于道家经文《庄子逍遥游》，本意指远方有神人居住的仙山，在祭文中则喻指太上皇的御所，并借此祝愿太上皇能够像神仙一样长寿。由此可见，泰山府君祭祀目的多与道教中的消灾祛病、长生不死等信仰相关，异于佛教的涅槃灭度。此外，泰山府君都状采用黄纸朱书的写作形式，与道教上章时使用的黄表形式类同。
祭祀神灵多为道教神仙
泰山府君祭主要祭祀十二座冥道神，即泰山府君阎罗天子五道大神天官地官水官司命司禄本命同路将军土地灵祇家亲文人。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以上诸神源自佛教的十王信仰。
然而，笔者经考证后认为，此十二冥神多出自中国的民间信仰，与道教之神同源。例如，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大帝，为道教斋醮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解厄除灾之神灵；司命为《北斗经》《太平经》与《云笈七签》等道书中掌管人的生命之神；司禄源于民间信仰的文昌帝君、梓潼神，在道教思想影响下转变为掌握功名利禄之神灵。本命神源于中国民间的求顺星，后道教将其发展为六十甲子六十元辰之信仰，且设本命醮祭祀本命神，其在早期道教典籍《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中被视为支配人的命运之神。家亲文人属传抄中的笔误，应为家亲丈人，是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融合后产生的一种祖先崇拜形式。此外，从日本平安后期阴阳师主持的四十余种阴阳道祭祀的名称（如天曹地府祭、本命祭、招魂祭、太阴祭、土公祭等）来看，所祭祀神灵也多为中国的道教神仙。故而，某些日本学者把十二座冥道神归于佛教之神确有不当之处。
祭祀与章醮相似
日本泰山府君祭祀的行使者为阴阳师，而道教章醮的执行人一般为高功，二者虽有各自特点，但阴阳师与道教高功在职司上具有重叠之处。从事祭祀的阴阳师虽没有道观，但其归由政府主导的阴阳寮机构管辖，二者均在团体组织下行使宗教事宜。阴阳师除了负责祭祀，还掌管着漏刻、天文等技术，其职责范围与早期道教高功相近。东京博物馆所藏《不动利益缘起绘卷》（14世纪）中的一幅图描述了泰山府君祭祀场景：穿着官服的阴阳师席地而坐诵读着都状，其旁边燃着一堆柴火，正对面摆放着长条供桌，桌上摆着用纸扎成的银钱白绢等贡品，桌子前上沿粘着画有鞍马勇奴等的纸符。整个祭祀场景与《隋书经籍志》记载的道教章醮仪式类似，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夜中，于星辰之下，陈设酒脯饼饵币物，历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为书如上章仪以奏之，名之为醮。泰山府君祭祀时间多为月星见，天与善谓哉，与道教章醮时间夜中，于星辰之下亦相似。
由此可鉴，泰山府君祭祀的都状内容、神仙思想、祭祀过程等均蕴含着浓郁的道教文化印迹。据此可推测，至少在日本平安朝时期道教思想已开始影响天皇和贵族的个人生活，并证实了在平安时期，中国道教信仰对日本文化确有浸染之处。
历史上，日本常参照周边强盛国家文化来发展自身文化，古代中国曾对日本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随着近代中国的衰落与西方列强的崛起，日本学习的目光由中国转向了欧美。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放弃儒教精神，脱离中国思想，吸收学习西方文明的脱亚思想盛行。受此思想的影响，日本学者对诸多历史文化遗产采取了规避中国化的倾向，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更是尽量剔除道教文化的影响。诚然，日本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乏创新，但也应尊重历史上的文化传播事实。
（转自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