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熟读老庄，深刻明白“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的道理，并在1938年提出了“椭圆哲学”的处世理论。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真正读懂了祸福相依的辩证关系，在日本，人们称他为“哲人政治家”。
文/蒋丰
或许，已经没有人记得了。1910年3月12日，在日本香川县三丰郡和田村的一个农家里，一个男孩呱呱落地了。所谓的农家，就是与“穷”字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穷，而且与“穷得无法读书”联系在一起。这个孩子的父亲叫大平利吉，从小因为这个“穷”字，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学历，成年后却因为肚子里面有一点点墨水，而成为村议会的议员，还负责村里的水利工程。
香川县风光
这位“穷”父亲饱尝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滋味，他决心让这个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于是，在孩子渐渐长大以后，他不但自己教给孩子一些浅显的汉字，还把孩子送进小学。那个时候的日本，检测一个人是否有学识修养，常常是看他掌握多少汉字。就因为这个风气，这个孩子从喜欢汉字到渐渐地喜欢上了汉学。在小学升入中学的考试中，这个孩子的汉语成绩仅仅比国语（日语）成绩低了两分。从那以后，这个孩子更是如饥似渴般地读了大量汉学著作，这其中包括《老子》、《庄子》等。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日本人，在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中国的《老子》和《庄子》，对他日后的成长有什么益处呢？别急，容我慢慢道来。
这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孩子，大学毕业一年就升任横滨税务署署长，从此一路顺风顺水高歌猛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有幸在中央阁僚池田勇人的身边工作，并且深受信任。
日语假名由汉字演化而来
由于他熟读老庄，深刻地明白“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的处世之道，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椭圆哲学”的处世理论：“行政有如椭圆，有两个中心，使两个中心保持平衡而紧张的关系，便可说是高明的行政”。当时，他负责税务署的工作，就把这套哲学推广到税务工作上，后来他又推而广之地用“椭圆哲学”处理了派系关系、国际关系。在日本，有人称他为“哲人政治家”。
但是，他在池田勇人当选为首相之后，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内阁。多年苦心孤诣地经营，在接近成功的时候却遭遇滑铁卢。偏偏天意弄人，他的政治生涯遭受挫折不久，最喜欢的长男大平正树英年早逝，这个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半年之后的1965年1月，他给自己的后援会会报《东京通信》编辑部写了一封亲笔信，题目就是《祸生得意，福育隐微》，显然这是从中国的《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转化而来的，他认为这句话最能够表露自己的心境。
福祸相依
其实，在知天命之年冷不防从平步青云的高台上猝然跌落，事业受阻、至亲痛失，几十年的生命建构统统被摧毁，这段时期可以算是异常艰难。能够帮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是他少年时代就爱不释手的中国老庄哲学。他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真正读懂了祸福相依的辩证关系，用了三年时间的蛰伏，做足充分的准备，再一次回到政坛。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这个从读书时就喜欢老庄哲学的人叫大平正芳。在成为日本政治家以后，他把《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在成为日本政治家以后，他经常书写的内容有“水深川静”、“天道无亲，大巧若拙”、“真味是淡，至人是常”、“明静止水”等等，这几乎都是中国“老庄”的点化。
1972年，大平正芳与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一起访华，与中国的***主席、周恩来总理一起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有幸的是，中国的“小平”遇到了日本的“大平”。
大平与小平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中国北京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他把中国追求的“四个现代化量”具体量化，表示到二十世纪末，中国要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邓小平自己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大平正芳呢，对此心领神会，决定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两平相遇”，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助推者。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纪念年头。今年10月23日，更是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40周年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分，我们不应该忘记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他内心中盘缠萦绕的“老庄”或许就是他推动中日友好大业的一份思想和情感的动力。
（编辑：灵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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