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各类全国性的宗教抽样问卷调查中，已经注意到中国宗教分布在地域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上的挑战。最近的几周，笔者和学生们与来自各省市的宗教领袖们座谈，对于当代道教的地域性差异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座谈会上，来自山东的李道长开口就说：山东是一个宗教大省，道士有200多人，都住观，没有不住观的散居道士；道观有40多所；只有全真派道教，没有正一派道教。考虑到山东的总人口是9000多万，为何会是宗教大省，当场引起质疑。与临近山东的江苏相比，山东的道教规模并不算大。江苏总人口7000多万，登记在册的道观有132所，住观道士400多人，散居道士人数1992年统计约为4800人。安徽总人口有6000多万，开放的道观只有10所左右，住观道士有100多人，这种情况与山东类似；不过安徽承认正一派道教的存在，散居道士也有2000多人。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有人口4000多万，登记在册的道观有50多所，住观道士有100多人，道教发展情况实际比山东还要快一些。从数字上讲，山东的道教现状，可能只略优于贵州，贵州有近4000万人口，开放的道观有10所，住观道士不到30人。
山东李道长的介绍，引起笔者的思索。这几个省份，人口相加为3亿1千多万，合计批准的道教活动场所约为250所，住观的道士约为800多人。说制度性的道教在这些省份已经基本消失，仅仅是符号性的存在，应该也不为过。
从历史的长河看，将中国本土文化经营到如此衰敝的地步，实在罕见。作为一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客观性是学术追求的重要指标所在；作为一位生活在此时此地的学者，笔者则深深地为这样的文化景观感到耻辱。当我们越是接近事物的真相，就愈感纠结。或许这就是很多教授在课堂上经常情不自禁、语无伦次的原因。
然而，情况并非全都如此。来自福建和浙江的道长，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福建，总人口3500万，登记的道教活动场所有1263所，未登记的有2万多所，平均1000多人就有一家道观，政府认定的道士有1300多人。厦门市面积为1569平方公里，人口为250万，登记的道观有16所，道士有300多人，未登记的道观则有2200多所，平均1平方公里约有1.5所道观。与西南等地的道士生计艰难不同，厦门市的道士月收入6000元，还留不住人才。与之毗邻的浙江省，有4600多万人口，登记的道教场所更达到2000多，未登记的不知其数。
就当前各地宗教发展的情况看，福建与浙江的宗教发展显示出了特殊的活力，与其他省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状况的原因何在，值得深入研究。在一定意义上，闽浙一带是中国现代性最强的省份，正在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宗教作为民间事务，更多地回归民间，遵循市场的法则，自我调节。而这种自由竞争格局下的多元竞争，使各种宗教文化都得到了繁荣与发展。以温州为例，基督教徒自豪地将之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佛教也空前发达，而道教，仅登记的道观就有1000多所。与宗教发展相应的是，福建、浙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最发达、人民生活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宗教发展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从这一角度看，闽浙宗教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具有示范性，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