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王母文化在汉代发生了重大转变：由生死之神变为长生之神；至上性、崇高性加强；出现了东王公与之匹配。这些变化为后世西王母信仰形态奠定了基础。
文/赵洋
在《天道的缩影：先秦时期西王母信仰的文化内涵》一文中，笔者论述了先秦时期的西王母是至上神的分身。此后历史发展中，秦朝虽国祚短促，但在宗教文化上有三重影响：一、将邹衍的“五德始终”论纳入官方信仰；二、泰山封禅；三、秦始皇个人的神仙方术信仰。有汉一代，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朝廷致力于政治、经济建设的同时，思想文化方面也有所建树。董仲舒和一些今文学家依照天神崇拜和阴阳五行之说，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改造成谶纬经学，并于王莽时期正式得到承认，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鼎足而立。阴阳五行观念和谶纬经学的流行，使汉代成为神道文化复兴的时代。
武梁祠东壁顶端的西王母（穆晨晨供图）
如此背景下，西王母信仰较先秦也有所嬗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其兼具毁灭性与长生性的神格发生倾斜，西王母变成了长生之神，更加受到世人的亲近和崇奉；二、西王母的至上性更为突出；三、出现了东王公与其配对。
一、与天相保的长生之神
研究汉代的西王母信仰就不得不注意实物资料，尤其是汉墓画像石、画像砖，这比文献更为直接。而各地区出土的西王母题材的相关实物中，总是离不开这几类意向：蟾蜍、捣药玉兔、羽人等等。
西王母画像砖中手舞足蹈的蟾蜍（穆晨晨供图）
早在原始时代，初民就有了动物崇拜与生殖崇拜，而蟾蜍（蛙）崇拜正是二者的结合。原始考古中曾挖掘出大量动物雕塑，仰韶文化中就出土了带有蛙纹的陶片。这一类纹饰不见得达到图腾崇拜的程度，但可视之为动物崇拜观念和原始社会的艺术。自上古开始，蟾蜍（蛙）就被看成是“神性动物”加以崇拜，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蟾蜍鼓起的腹部与怀孕的妇女相似，于是先民将二者联系起来，认为蟾蜍代表着一种生殖力或者生命力；再者，蟾蜍每到严寒之际就会冬眠，待到转年春天再出来活动，这犹如“复活”一般的景象给人无限遐想，所以蟾蜍又代表着对死亡的克服以及对长生的企盼。张衡《灵宪》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这一条寓意丰富，蟾蜍、嫦娥、月等意象都和西王母取得了联系，而所有的意象又都指向了“不死之药”。
在这些汉画像石中，蟾蜍主要有三种形态：捣药、舞蹈以及持武器作护卫状。这其中与长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图像就是捣药图，山东嘉祥宋山小石祠堂西壁有一块《西王母仙境图》，位于西王母左侧的蟾蜍正在和玉兔配合捣炼着长生不死药。
马王堆帛画左上方奔跑的玉兔
汉代艺术中，玉兔和月亮的关联较早，但并不捣药，而是呈奔跑之姿。比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构图分为天上、人间和地府三界，天界部分绘有日月，月如弯钩，上有蟾蜍与奔跑的玉兔。捣药的玉兔应为西王母专属，之后才出现了月中单独捣药的玉兔。可知捣药玉兔自出现开始就和西王母有着不解之缘，其捣药的动作说明玉兔具有和蟾蜍一样的特点长生的象征。
身有两翼的西王母
屈原《楚辞远游》中说“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羽人也和“不死”有了渊源。羽人的形象多为长着翅膀的人形，常出现于西王母身边，服侍着仙境里的主人。在山东地区和四川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里，连西王母也肩生双翼，本身也是羽人。而有时候羽人又和玉兔结合，如南阳就曾出土画像石，刻画了长着羽翼的兔子正在捣药的情景。
现存的汉代文献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如《淮南子览冥训》有“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易林》是《周易》再衍生，将每一卦再变出六十四卦，得出四千零九十六卦，并配以林辞。林辞里多次提到了西王母，诸如“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祉”、“王母祝福”等等，尽管其中部分林辞说“不利行旅”，但关于西王母本身的描述却都是吉祥之语，也可证明汉代西王母已成为彻底的长生之神、福祉之神。
先秦时期的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而到了汉代，无论是实物还是文献，象征毁灭的大陵星、五残星都不见了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吉祥的玉兔、蟾蜍、羽人等等，这证明西王母信仰在两汉之际发生了重大转变，西王母成为纯粹的福寿之神。
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穆晨晨供图）
二、玄元大道统阴阳
笔者已经指出先秦时期西王母的神格为至上神的分身。借着汉代神道文化的复兴，西王母的“至上性”得到加强。纵观历史，西王母自身地位随着不同时代的宗教文化而有所变迁，以汉代为最高。
汉代是阴阳五行思想大流行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阴阳是天意的体现，阴阳的变化决定着人世的兴衰祸福。而汉画像砖中，各种阴阳意象都环绕着西王母西王母统理阴阳。
日月：在原始宗教里，日月崇拜就很发达，大汶口文化的陶尊上，刻有日月高悬于山顶的图案，后世日月崇拜又加入了阴阳观念的成分，将日月看作是阳气和阴气凝结的精华之物。汉代西王母画像石一般都配以三足金乌、玉兔蟾蜍等日月的象征物。
大汶口陶器符号
龙虎：《周易文言》说“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龙虎在很早就被赋予了水火、风云、上下的象征意义，也是阴阳关系的一种体现。四川地区出土的画像砖最具程式化，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上。
阴阳主神环绕着西王母（穆晨晨供图）
阴阳主神：山东地区出土的画像砖基本都有一个特点西王母周围围绕着一对人首蛇身的男女神灵。关于神灵的身份问题，目前最常见的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是伏羲女娲，另一种则将其泛化，解释为阴阳主神，即阴阳的人格化。对此，部分学者留有余地，认为有些图像可确定是伏羲女娲，另一些则是阴阳主神。笔者的观点也比较折中，一方面倾向于人首蛇身像就是伏羲女娲，同时也认可阴阳主神说的价值。
反对“伏羲女娲”说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汉书古今人表》中将伏羲列为“上上圣人”，而女娲则为“上中仁人”，二者的关系不对等；二，汉代之前文献中伏羲女娲不成对出现，没有配偶关系。
今辨析如下：一，《汉书古今人表》是一个完全以儒家道统为衡量标尺的作品，不足以考量汉代的流行信仰。《古今人表》将孔子列为第一等的“上上圣人”，将颜渊、子贡、子游、子夏、曾子等孔门弟子列入二三等的“仁人”和“智人”，然而却将老子列入第四等。三国时期为《汉书》作注的张晏就已经有所不满，写道“老子玄默，仲尼所师，虽不在圣，要为大贤”。
西汉初期，统治者以黄老之道治国，取得“文景之治”的盛世，即使武帝之后“独尊儒术”，道家的影响有所缩减，也不至于销声匿迹，依然是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信仰，包括宫廷。《后汉书》云“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见直到东汉，宫廷之中也在供奉黄帝、老子。《古今人表》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再者，人首蛇身的神像出土于汉代各个阶层的墓葬之中，说明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流行的信仰，不可以儒生之见来否定整个汉代的信仰情况。
二，基于阴阳观念，汉代人为西王母配对了东王公，这也不见于汉以前的文献记载。将之前没有对偶关系的伏羲女娲拉来配对，未必毫无可能。
三，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晚期崖墓发现的石棺足挡部位也有一幅人首蛇身像，旁有题记曰“伏希”、“女娃”，虽是孤证，但也不能忽略。
阴阳主神说也颇具价值。不管图像是否为伏羲女娲，背后的内涵都是阴阳主神。相较于争论图像的身份，阴阳主神这个说法更贴近本质，二者并非不可调和。西王母身旁围绕着象征阴阳的日月、龙虎和阴阳主神，都凸显了她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王母与东王公（穆晨晨供图）
三、揖金母，拜木公
前文已说，阴阳观念是汉代流行的社会思潮。在这种背景下，不仅西王母身边围绕着阴阳意象，西王母本身也被配对，于是东王公出现了。
东王公，或称木工、东皇公等等，是阳性力量的神格化。南阳市熊营曾出土相关题材的画像砖。画面上方刻一骑鹿仙人，之下有一凤鸟。画面中心部位雕刻斗盘形的玄圃，玄圃上东王公与西王母相对而坐。玄圃下为长有翅膀的玉兔，正在捣药。
玄圃，也作“悬圃”，是昆仑山的一部分。汉代将神话中的昆仑分为三个层次，玄圃居其一，如《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西王母文化在汉代发生了重大转变：由生死之神变为长生之神；至上性、崇高性加强；出现了东王公与之匹配。这些变化为后世西王母信仰形态奠定了基础。而至于东王公的神格与文化内涵，也值得进一步考证。
（编辑：灵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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