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切文明兴衰存亡的最终依据。
汉代中国，雄踞东方，文明昌盛而泽被天下，大华夏文明圈至今受其赐。究竟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汉帝国拥有如此魅力，而能成就圣贤、英雄、节义，成就可歌可泣万世景仰之伟业？史家往往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独尊儒术，便直论东汉末天师道之兴起（民国 20 年(193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佩韦《两汉之宗教》则略过西汉黄老道，直以东汉儒教谶纬之盛行为其始）。然而，其间三百年汉代宗教历史，汉人之心，将何从得知？
造成两汉宗教史认知上的三百年中空局面，除了史料匮乏的原因之外，史学心态亦其一端。此或源于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此言本谓君子与小人之别）之说，以及太史公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这种心态，使后人更倾向于想象汉代儒、道除了主导话语权，最多只能各行其道。由是便可想见，当黄老道伴随窦太后之逝而跌落，汉之宗教在不言怪力乱神的儒家主导氛围中，从此亦恐难觅其踪。然而汉代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太史公所未见、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所展现的，恰恰是以儒为纲、儒道仙结合并融汇区域信仰的汉文化形态。
这一发展路径，完全应验了荀子的预言。春秋末，孔门一圣七十二子，周游列国，绝粮陈蔡，竟无所施，已示纯儒之无用。战国时期百家竟起，各执一端往而不返，庄子惊呼道术将为天下裂，而荀子预言必兼陈以道。观七雄之争，齐尚贤而强、鲁唯亲而弱、楚好巫亦盛、秦上法而刚而最终纷然坍塌，其蔽显然于史。因此荀子《解蔽》曰：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未来文化必须具备如下特性：
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何谓衡？曰：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荀子用以解蔽之道正是老子之道）
掌握此衡则可望实现去蔽通明而臻乎道，使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这意味着，荀子不仅预见了一个涉及中国文化发展命运的关键问题，而且依乎老子之道提出了解决危机的伟大方略；由战国秦汉以降中国文化的涡旋式发展形态，反观其说，堪称一咒耳！
战国到两汉，古宗教的融合统一，超越区域传统，达到了终极意义系统的最高点；从此，神仙信仰成为汉代、汉人、汉族，以至整个汉传统信仰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两汉在宗教的信仰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及表现形态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且历经起伏变化。
历史上，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政治上结束战国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还远未结束）这种压倒性势力正是在汉初到武帝之间得到了最大化。汉初道者主导的黄老道，尚未形成庞大的神系，主要是以黄老思想汲纳诠释尸解信仰；作为代表的长沙马王堆(以及临沂金雀山、武威磨嘴子等)汉墓所见的帛画(铭旌)，透露了贯穿战国西汉的相同类型的信仰结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可以看出，其完整结构包括蓬莱与不死药信仰、昆仑神山与西王母信仰、九天信仰，而以合大道造其极。这一时期的汉代宗教正处于从天上的神话(主体慕仙)向地上的仙话(主体变仙)的转变阶段，且死后变仙的仪式及方术手段有待丰富；其信仰结构的表现，从马王堆一号墓可以看出，仍是古来不同区域山(昆仑等)、海(蓬莱等)神话与上古天道思想的组合体。尽管战国到汉初黄老道的文献出土及研究均甚活跃，但其宗教内涵、信仰结构与特征则待揭示。
西汉后期到东汉后期则进入以儒家为主导的前道教形态，老子神化为老君，与孔子、子路、炎帝等圣贤一起成为汉人崇拜的大神。两三百年间，作为新价值观之纲的儒家经学及与之相配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信仰结构日益向神圣化、信仰化演进，到西汉后期谶纬神学成为儒学融摄百家的新发展形式；汉代的宗教、汉人所崇的神系、仙系与仪式体系逐渐形成，日趋繁复，从尸解信仰中进一步充实发展出太阴炼形信仰，相应的死后仙化仪轨和救度科仪显现于墓葬仪礼之中。此阶段的汉代宗教虽以儒术为主导，但先死后蜕、受道书拜王母、得道成仙则是最高理想，且老子位高于孔子。佛教虽已传入，但受到生机盎然的儒生文化抑制，尚未进入思想主流。在两汉之间的宗教变迁和结构配置中，齐鲁儒生的支配角色突出，影响西及巴蜀，乃至汉中。东汉帝国之文明发达、国力强盛，亦乃成就于此文化背景中。这一阶段近乎三百年的两汉宗教史迹，史家几无记录，鲜为学界探及，而为本书之重心。
东汉后期思想和信仰领域发生巨变，儒生梦想破灭，党锢之祸两度而起，同时面临佛教信仰之征服改造，以儒生和谶纬为主体的神仙信仰结构走向解体，黄老道复为主导，形成黄老浮屠同祀现象，而老子以新出老君形象成为与西王母同处昆仑的大神。新黄老道明显崇道黜儒，变其信仰结构，革其修仙路径。由此，战国以来盛行的尸解仙术地位开始下降，寻求即身成仙、白日升天的仙道逐渐兴起，而以张道陵为其代表。儒生积极入世、今生忠孝节义、死后崇高升仙的有为宗教价值观迅速衰变。至汉末，张角、张鲁与没落儒生挟众与汉家相难，天下大乱，汉家崩解，儒术没落，道教衰变并深受统治者怀疑（黄初三年魏文帝曹丕诏书明显反衬出当时信仰生态：老聃贤人，未宜先孔子。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兴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贤人，不毁其屋。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闻之。），中国思想进一步受到佛教的出世伦理改造，道教神系、仙系构造亦受到冲击而大为变化。
于是昔日汉人所崇之神祇仙鬼在传世文献中被删除，唯余画像残存汉墓之中。
在那些雄伟大墓里，汉鬼承载着一个时代。他和他的墓葬一起，默示着一种永不放弃的梦想：他们在人生的信仰化建构中获得意义，在对理想国家的追求实践中离开世界，更在死后因着信仰而进入一个完美的国度。以此，墓葬沉结着汉人的生命理想和激情，记录着逝去的辉煌。
（文章节选自《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请读者遵守学术规范，转载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