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蛊毒最权威的认识汉人对苗人的恐惧和想象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传说是蚩尤的后裔，并与三苗、以及后来的武陵蛮有关。 汉人对“生苗”与“熟苗”的区分意味着从这一时期开始汉人与苗人交往联系已经相当广泛。“生苗”和“熟苗”的划分，还体现了一种以汉人社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

宋元以后，苗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常常被分成“生”、“熟”两类。从《明实录》的记载看，“生苗”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初年。如，“湖广都指挥谢凤等奏，招谕答意等五寨生苗向化”。[8]而对于苗人放蛊的想象和谣言也大约从明清开始。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载：“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徭役之苦。”清方享咸《苗俗纪闻》说：“自沅州以西几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种类甚多。曰黑脚苗、曰花苗……皆苗裔也。但有生熟之异。生者匿深阱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力役纳田租，与汉人等，往往见之。”

清初改土归流前，形成了两大块相对稳定的“生苗”区。一是湖、贵、川三省交界的“红苗”区。一是贵州都匀以东，今黔东南州为主的“黑苗”区。改土归流后的一百年里，出现了三次大的苗民起义，雍乾起义、乾嘉起义、咸同起义。大规模的苗人起义和反抗，对苗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同时这些起义和反抗使汉人社会对潜在的苗人危险感到不安和焦虑。起义失败以后，在苗人势力单薄的地区，苗人被驱入高山密林，被禁止长期在市镇逗留。在原先“生苗”聚居的地区，封建统治秩序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对于边远苗寨的控制不足。与其他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相比，苗人显得很不驯服。汉人社会对蛮族的放蛊想象逐渐集中到苗人身上。

《乾州厅志·卷七》载：“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肤,或气胀于胸堂,皆致人于死之术也。将死前一月,必见放蛊人之生魂,背面来送药,谓之催药。病家如不能治,不一月人即死矣。闻其法不论男妇皆可学。必秘设一坛，以小瓦罐注水，养细虾数枚，或置暗室床下土中，或置山僻径石下。人得其瓦罐焚之，放蛊之人亦必死亦。放蛊时，有能伸一指（手指）放者，能戟二指放者，能骈三指、四指放者。一二指尚属易治，三指难治，四指则不易治矣。”

由于巫蛊恐惧兴盛，对于蛊妇的鉴别也变成了一种需要。《永绥厅志·卷六》载：“真蛊妇目如珠砂,肚腹臂背均有红绿青黄纹路,无者即假。”

对于苗人放蛊的想象和指控直到近现代在西南地区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刘锡蕃说，“擅蛊术者，诸蛊之中，惟獞妇最多。苗侗妇女亦知之，但比较少。”[10]但是，苗人的蛊毒是很厉害的，“苗之蛊毒，至为可畏，其放蛊也，不必专用食物，凡嘘之以气，视之以目，皆能传其毒于人。用食物者，蛊之下乘也。”[11]

陈国钧则专门著有《苗人的放蛊》一文。他指出，“外族的不敢走入苗区，不敢吃苗民所烧的饮食，永远使外族人看到苗民望而却步，便是恐怕不幸而中了放蛊，可知放蛊的迷是如何的深入汉人的心理……!

这神秘性的苗妇放蛊一事。迹近无稽的神话，笔者在上面说明时，不可思议处自觉很多，但是笔者在苗区中调查，请教了好几位汉人(苗人是不能问的)据它们说，放蛊这事的确有的，现在姑且写出来，以供读者的探讨。”[12]

由此可见苗汉矛盾尖锐。尽管有不少的经济往来，但是，苗汉之间的相互猜忌和敌视仍然很严重。汉人社会以自己的想象来认定苗人放蛊的存在。

“汉人因和苗人太隔阂，一般汉人恃势欺凌他们，便会常受放蛊的报仇，这种放蛊，当然平常危险，据云，有蛊的苗妇，她的眼会发红，或脸上生着异样的毛，或额部格外有光，蛊在她身上发作时，她的身子没有片刻安宁，不止抓痒。”[13]

汉人社会对苗人的巫蛊想象以部分外显的事实为出发点。“眼会发红”，代表着这个人是与常人不同的红眼病患者，或者有其他眼疾。李植人指出“又说蛊妇眼角红，面色发光，这是一般编故事的人要把故事编制得更传奇化些，说来更为动人，其实在苗寨里，那小小的黑暗的没有窗户的房屋里，做饭烧火蹲在火炉旁边，怎样会保持眼睛的卫生呢？”[14]苗人妇女可能通常表现出眼红。时至今日，农村地区苗人厨房的排烟设施是很缺乏的。在云贵地区，汉人妇女得红眼病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她们却不被想象成蛊妇。

“脸上生有异毛”，一种外在的与常人不同的明显差别。汉文化中将毛发与野蛮的联系起来，对于脸上长毛，在汉人社会中是很鄙夷的。林语堂说，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的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15]

即使对于在体毛与汉人差不多的日本人，汉人社会依然把他们和多毛联系在一起。抗日漫画将多毛和兽性联系在一起。[16]于是想象脸上有毛的苗人妇女为蛊妇，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况一般而言女性面部的毛发比男性少得多。

额部光亮，对于汉人和苗人，对于男性和女性各具有不同的意义。就汉人而言，男性额部光亮是一种吉兆。但是对于女性则不然。就苗人而言，在黔东南地区女性的额部光亮是一种美丽的表现。一般女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就会使用棉线将额头的较粗大的毫毛拔掉，并憧憬着进入恋爱季节。

英国学者冯客说，“每一个世界都在‘科学’的幌子下明确地建构自己的分类学。”[17]也可以说，每一个族群都倾向于在‘事实’的幌子下明确的建构自己对他者的想象。

民国时期的一些刊物，也有对苗人放蛊的记载。1935年柳固在《文化月刊》发表有《苗人的蛊毒》[18]，1943年金玉在《永安月刊》发有《苗蛊》[19]，1944年陈志良在《文讯》发表《说蛊》和《说蛊补记》[20]。1946年，一篇署名族雯的《湘西的蛊婆》在上海的《一周间》发表。[21]1947年《中外春秋》上有《苗姨妈蛊惩薄情郎》[22]。李德芳在《边铎月刊》发有《蛊的存在意义及其族属的商榷》。

甚至建国以后，关于苗人放蛊的传说依然存在。《千家苗寨的故事》的作者说，“我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过，乡下的苗族会放蛊，不要惹他们。不然要着放蛊，你着蛊以后会肚子疼，生怪病，严重的会死人。说得很可怕得。后来才知道这是人们对于乡下少数民族生活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一种想象，一种恐惧的想象。不过，这种想象也不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城市人对蛊的认识大概是道听途说加想象的结果。”

谭新民也提道，“尽管如今相信的人极少了，但过去曾盛传过苗族会‘放蛊’。就连老版《辞源》‘蛊’词条也如是说。”[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