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嵇康是魏晋时期的名士，尤擅琴、乐。他曾作《声无哀乐论》与《琴赋。他提出音乐本无喜怒哀乐，只是勾动了人内心本有的情感。他反对音乐背负政治功能，而应暗含至和之道，教化于无形之中。
文／牧之
在中国音乐史上，嵇康是一位通晓音律而又性格奇特的人物，其所作《声无哀乐论》可以算得上是一篇空前绝后的奇文。嵇康另一篇为琴所写的美文《琴赋》也是琴史上最高妙的文章之一。
嵇康抚琴
嵇康把琴这一贯穿中国文化史的最重要的乐器提到了审美的最高点和人文精神的最高点。尽管后世也有关于琴的众多文献，但在精神高度和审美情怀上都难以企及嵇康大作的高度。
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嵇康，唯好老、庄之说，虽然是曹魏宗室，却过着锻铁、灌园、抚琴作诗的隐逸生活。他与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等人交游甚密，后世称为“竹林七贤”。
有一次身名显赫的钟会造访嵇康，嵇康与向秀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被冷落的钟会只能悻悻地离开。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问了钟会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因此与钟会有隙，钟会对此记恨在心。后在大将军司马昭面前献谗，终遭杀害。？
在嵇康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他。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向兄长嵇喜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
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从前袁准曾跟我学习《广陵散》，我每每吝惜而固守不教授他，《广陵散》现在要失传了。”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嵇康的音乐天赋和那个时代名士的悲剧命运。
声无哀乐
声音本身有没有哀乐？圣人是有情还是无情？言语能否彻底完整的表达思想针对这些问题，文人们还想出了一套清谈的流程，在通常情况下，辩论的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甚至更多。
魏晋风度重清谈玄辩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一篇典型的清谈文章，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层层推进的八个回合的辩难，嵇康表达了“声音本身并没有所谓的哀乐喜悲，人们之所以能从中感到哀乐，是因为人本身存在感情”的观点。
此文虽是一篇说理性质文章，但旁征博引，文辞清丽，具备较强逻辑性的同时亦具有浓烈的文学色彩。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大概了解魏晋清谈的基本特点，即文学修养与思想内容的统一。
嵇康反复强调“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者并无因果联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嵇康引庄子的一句话为喻：
“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庄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风吹入不同的孔穴而发出不同的声音，那是孔穴自身的状态决定的。嵇康用此来说明，闻乐而哀，那是听者自身情感内容所决定的。
和声无象
嵇康反对音乐本身有哀乐，却提出“和声无象，哀心有主”。他主张音乐的内容是自然而然的“音声和比”，因此，他也反对音乐的外在功利性。
在嵇康看来，音乐的本质就是至和之声，虽有美丑抑扬之别，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传达和表现人内在千变万化的情绪。
和声无象，哀心有主
嵇康并不否认音乐的确可以使人有哀乐之情的流露，但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某种音乐本身有其固定情绪感染方向，使人产生出了原本没有的情绪。只是人内心中本就积郁着哀乐之情，遇至和之声的触发疏导而表现出来罢了。
他从“天地和美”的观点出发，推崇那含“至和之声”的音乐。这种音乐正因为自然、纯静，所以能教化人；正因为“无象”，所以能打动人，就象老子说的“无为而成”。
嵇康认为：“夫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至和”的和谐之音，才是最能感动人的。这种“至和之声”就是寄托自己内心情思的和谐之音。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真正教化人。
夫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
“和”的精神来源于自然之“道”，“平和而无哀乐”，嵇康“声音以平和为体”的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因此“至和之声”成为了人心与天地自然大道之间的连接与调适的有效的事物。
大音希声
有人以为嵇康主张取消音乐的教化作用，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嵇康的原意，嵇康去除了音乐的政治功能，而保留了它的社会功能。尽管音乐无助于良好情性的养成，但却有益于良好风俗的维持。在嵇康看来，这也正是圣人用乐的本意。
那么究竟何种“声乐”才具有教化作用呢？正是符合自然大道的“至和之声”。嵇康把古书上记载的雅乐、郑声、淫声作了对比，肯定郑声之感人之处，认为“是音声之至妙”，但又指出其导致人们“惑志”、“丧业”，不如雅乐之可以移风易俗。而雅与郑、正声与淫声的区别关键在于雅乐中存在着一种“平和”的精神。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嵇康的这种观点，导源于老子的“大音希声”。《老子》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所谓“大音”，是指音乐本质的美而非一时一地一曲之美。而一时一地一曲之美，是有限的、具体的、不完美的。
具体的音乐是有“为”的音乐，它当然不符合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在老子的认识中，所有人为的都是不自然的，是不符合其最高标准“道”的。这种主张音乐欣赏要给人留有想象余地的理论，比起那种填鸭式的儒家教化说，要更符合人性原理。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明显在提倡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人们所讲的改变风俗这种情况，一定紧承在社会衰弱之后。古代的王者，上承天命治理万物，一定尊崇万事简单易行的教导，实行清净无为的治理。君王清静无为地身居高位，臣民恭顺地居于下位，潜移默化。
天人和谐安宁，干枯的万物都沉浸在雨露中，宇宙群生都沐浴在幸福中，扫荡尘土污垢。人民安宁快乐，各自追求幸福，默默遵从大道，人们胸怀忠义，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所以说嵇康并非绝对否定音乐对人心、对风俗的影响作用，而是认为上层统治者如果强制地和过分人为地用音乐来“导俗化情”，造成社会稳定和谐的假象，反而会使得雅乐流于形式，人性趋于伪善，得到的是与设想相反的结果。
君静于上，臣顺于下
正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要想真正能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的，则是“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无为而治，这样的社会理想才是“无声之乐”。
（编辑：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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