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统治者对此非常赞同，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文/郭向阳
众所周知，《道德经》的目的是在探求治国、修身之道，是在论述圣人之德与王者之道，《道德经》中的“道”，实际上既是王者的治国之道，又是百姓的修身之道，更是世人的处世之道，讲求的是一种行为方法，一种处世方法；《道德经》中的“德”，实际上既是圣人之德，又是官员的应该具备的做人之德，更是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讲求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处世态度。《道德经》的目的就是通过提供一套治国修身之道的方法，一套达成这一方法的心态，用圣心王道教化天下百姓，进而用一种圣与王合二为一的思想行为，达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复杂多变的生活环境的和谐统一，并以此来谋求人与社会的最大和谐，进而给百姓以最大的利益。
和法家、儒家的经典著述《韩非子》、《论语》相比，《道德经》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用具体的行为规范标准，不用刻板教条的精神理念，来强制性的规范人的具体的日常行为，儒家的礼仪廉耻三省吾身，法家的法、术、势及治理国家的各种规矩，老子这里没有，这里有的只是善意的劝诫，只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循循善诱，《道德经》所倡导的是一种教化得来的和谐，一种通过引导人性提升得来的，博大而长久的全社会的和谐。
思虑和欲望要有所节制（资料图）
而在老子的思想中，廉政一直十分重要的，是达成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要素之一。老子是主张修身养性的。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他认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要像水一样，要有适应形势的能力，有最沉静的心思，与人交往要热情，说话办事要讲信用，要合时宜，要效法天地自然之道，主张人们要有丰富自已精神生活的观点，要懂得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哲理，要有自我反省能力，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进一步阐明了自我修养的价值所在，强调人要自重、自爱，要贵生重已，对待名利要适可而止，知足常乐。
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奢侈浪费。为官从政要廉洁奉公，清心寡欲。“人生而有欲”，欲望与生俱来，追求精神的愉悦、物质上的富足是人类的天性。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即欲望是人生的追求，对于欲望，人皆有之。不过，对欲望要合理、合法；要有规、有矩；要有节、有度。古代先贤曾指出：“有欲甚，则邪心胜”、“欲炽则身亡”，特别是对自身滋生的私欲、贪欲，若不加以禁止，任其无限膨胀，就难免被无度的欲望所累所害，将会葬送人生的一切。
老子提出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指明了做人应保持平常心，朴实无华，减少私念，克制欲望。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个很深的哲理，罗列了欲望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言明了限制欲望的方法。欲无欲，不是提倡犬儒主义，不是要把人的一切欲望彻底灭掉。欲无欲的原则是大道从简。什么是大道从简呢？老子说，“域中有四大”，乃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四大，道为最大。大道包含了一切天地人，也就是我们说的万事万物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道。大道是常道，常道是无限，无限是无限多。在把握了一个无限多的常道以后，而从一个简道，实行起来最快最好的简之道。这便是大道从简的原则。简行，简居，简食，简衣，是大道从简。行没有前呼后应的八面威风；居没有装潢起矗的豪华气派；食没有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的佳肴满桌；衣没有最高级的面料和最时髦的款式。只有由简，才能到俭，由俭才能到清，清才能抵制贪。所以，廉政，应该从大道从简开始。
减少自己的私欲
廉与贪相对，而贪与欲密切相关。老子认为，过分追求声色犬马等感官欲望的满足会给人的身心带来巨大的伤害，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12章）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将名利、权势置于生命之上，甚至以身殉物。对此，老子在第44章中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名誉和身体，哪一个更重要？生命和财富，哪一个更有价值？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哪一种会更有害呢？这些问题如警钟直击人的内心，发人深省。在老子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即“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爱名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贪图过多的物质利益就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历史上多少人因为追名逐利而沦丧，甚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无数事例都能印证这一观点。所以老子告诫人们：“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46章）无论拥有多少财富，如果不能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都只会招来祸患。所以说贪欲是一切祸患产生的根源，只有知足才能长久。
心灵才会得到净化，回归纯朴的自然状态
老子在第19章中又针对私心、贪欲正面提出要使人有所归属，就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即保持人性的本来面目、回归纯朴的自然状态；“少私寡欲”即减少自己的私欲、不迷恋外在的声色货利、不贪求感官欲望的满足。如何才能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呢？在老子看来，最重要的是要让心灵保持“虚静”的状态。“虚”是老子之道的重要特性之一。对此《老子》有很多论述，如：“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5章）天地因为虚空而能含容万物，河上公注曰：“天地之间空虚，和气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却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也就是说，人若要效法天道，保持心境的空灵，就要抛开所有的私欲和贪念。而“守静”是“致虚”的一种功夫，是道“虚”的特性在人生、政治方面的落实：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6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26章）所谓“致虚”就是理清心智的混乱，消除心灵的蔽塞，使内心无欲无念、无偏无私，达到空灵明澈的境界。而只有“守静”才能让人回归这种质朴的生命本真状态，以超然的态度面对外界的各种诱惑。如果说“致虚”、“守静”更多的是从心性修养的角度来谈的，那么下面的话则说明了“少私寡欲”在具体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7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只有统治者无为无事、好静无欲，人民的心灵才会得到净化，回归纯朴的自然状态。具体而言，就是统治者不标榜贤才异能、不珍贵难得的财货、不显耀可贪的事物，使人民不争功名、不做盗贼、不被惑乱，这样国家就安定，人民就会过上宁静祥和的幸福生活。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的最佳状态。
《道德经》第67章提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也应该是保持清廉的三宝。关于三宝的具体含义，宋代著名道士范应元在注解时说得很明白：“吾之心慈爱素具，由爱亲、爱君推而爱人、爱物，皆自然之理，慈为第一宝也。俭，约也。吾能无欲，则甘于恬淡而不奢，亦一宝也。吾能虚静、谦退、无争，不敢为天下先，又一宝也。”可见，“三宝”实际上是立身行事的三条重要原则，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都契合了“廉政”的基本精神。“慈”即慈爱，从廉政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爱民。古代讲爱民如子，现在讲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前提都是要有一颗慈爱之心。
居后、处下绝不等同于不思进取、无所作为
老子所强调的“不争之德”（68章）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是居后、处下：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7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天地能长久，江海能成为百谷之王，主要是因为它们甘于居后、处下，以谦卑的姿态处世，所以终能成就大业。
当然，老子所讲的居后、处下绝不等同于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不争之德”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为而不争”、“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81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8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2章）“不争”的前提是“为”，不居功的前提是“功成”。“不争”即大公无私，不争功名，不求回报，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要“为”，即尽心尽力地付出，像水一样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无私地赋予万物以生命的源泉，这才是老子之道的最高境界。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9章）“无心”即没有私心；“以百姓心为心”即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以善心和诚信去对待他人，使人心归于浑朴。如果老百姓出了问题，一定要从上面找原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75章）老百姓没有饭吃，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都被贪婪的统治者搜刮去了；老百姓难以管理，则是由于法令严苛而不得不想出各种对策来应付。老百姓之所以敢于冒死反抗，也是在各级官员的压榨之下没有了活路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官逼民反。尽管老子所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在任何时期，只有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官员才称得上清廉。“俭”即节俭。“俭”与“奢”相对，《老子》既积极提倡节俭，又明确反对奢侈，如第29章提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即要避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行为或措施，这些都是清廉的应有之义。
官员一心为公，官吏各安本分
唐代统治者对此非常赞同，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垂拱而治比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形象，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质与黄老政治是一样的，都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唐玄宗注第66章强调治国者必须谦卑处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戴：“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输归往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谦为德柄，尊用弥光，以言谦下之，百姓欣戴，故处其上而人不以为重，以身退后之，百姓子来，故处其前而人不以为害也。”可见，他们对老子的这些思想都是十分认同的。
不仅如此，唐代还积极促进廉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曾命房玄龄裁并冗员，派李靖等13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时政治清明。
在唐太宗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官吏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大大下降；尤为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遏制贪腐，而是以身示范并制定完善的监察制度来预防贪腐。唐玄宗年间，唐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监察制度也得到空前发展。御史台发展出殿院、台院、察院。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其职责主要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台院设侍御史6人，职掌是纠举百察，推鞫狱讼、入阁承诏、推荐、弹劾等事。具体职能为：“一曰奏弹，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东推，五曰赃赎，六曰理匦。”殿院设殿中侍御史9人，其监察对象主要是殿廷之内百官的活动，以维护朝廷礼仪秩序。察院设监察御史15人，职掌是分察百官，巡按州县。其具体职责及分工为：第一，以六条巡按州县；诸道之屯田、铸钱事宜则审功纠过；岭南及黔州府选补，派员监察其得失。第二，派员监察太仓、左藏库出纳，后改为殿中侍御史之责；与中书舍人、金吾将军监决囚徒。第三，派员监察京都忌斋，祀祠庙亭，有不修不敬者则劾之；百官朝射、宴会有不修礼仪者则纠之，朝廷有不肃者也纠之。第四，尚书省有会议派员监其过谬，又派员监察尚书省六部。第五，检校两京馆驿，称馆驿使。第六，以监察御史监军，称监军使。
由此可见，唐代的御史制度已经非常完备。首先是组织系统完备，御史台完全独立于三省六部等行政机构，可以对中央和地方的百官进行监察。其次是监察机构法定化，御史台和三院的运行依据是《唐六典》，该法详细规定了御史台的员额、品级、权限及其与其他机关的关系。同时集传统法典之大成的《唐律疏议》成为御史履行职责、纠察犯罪、弹劾百官的主要法律依据，使御史弹劾过程有法可依。在监察御史外出巡察时，唐代也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巡视法规，即《巡察六条》。唐六条比汉六条、隋六条的范围还要广泛。唐初，监察御史仍按汉代《六条问事》进行纠弹。武则天时尚书侍郎韦方质奉旨修订监察州县的四十八法，实行十年后，以其繁琐难以执行而中止。唐玄宗开元年间，增改全国为十五个监察区，并将唐中宗时期察郡的六条定例发展为《六察法》，具体如下：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行用；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贪弱冤苦不解自申者。监察御史以此六条巡察全国州县，遇有非法行为，便予以纠察。（编辑：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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