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为而治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就是廉政，唐代的繁荣更是与大力倡导廉洁政治息息相关。
文/郭向阳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的盛世王朝，同时唐朝也是我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对老子尊称有加，自称自己是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确定了道教为国教，并诏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
唐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它教派的发展。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老子，他说过“老子为帝室先系”，下诏扩建鹿邑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庙。第三代高宗李治在历史上对老子最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举子皆学《老子》。他曾亲临鹿邑县太清官拜谒老子，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为“先天太皇”，并下诏书改鹿邑县为真源县，寓意鹿邑为真理的发源地。武则天称帝后并不逊色，于载初元年下诏改真源县为仙源县，意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人，而老子生地则为仙之源，以表明武氏比别的朝代更捍卫老子及思想的至尊地位。
太平盛世（资料图）
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对老子及道教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唐玄宗说老子是“万教之祖，号曰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玄宗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还三次给老子封爵加号，拨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庙宇。又下诏全国增建老子庙，并命各地铸老子像。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以提高治国水平。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 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从隋朝因吏治腐败而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中，深刻体会到吏治廉明对于稳定政局、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在用人方面是非常注意的，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他希望手下的人都做到清明廉洁，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皇帝带头之外，没有一套严密的廉政监察制度来保证是不行的。从贞观初年起，唐太宗就“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他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祜的建议，将殿中侍御史由4人增至6人。监察御史由8人增至1O人。因此御史台在“贞观之治”期间，比较出色地履行了“弹纠不法”的主要职责。
唐太宗与魏征
唐太宗嫌这样还不够，他觉得皇帝决定的事情也不一定正确，因而提出了纳谏的主张，鼓励手下人敢于犯颜直谏，不管皇帝高兴不高兴，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应当讲出来。当然，作为封建统治者，这样做是很难的。魏征是百官中第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常常由于据理力争，引起唐太宗的恼怒，甚至差一点被杀头。尽管如此，魏征还是进谏不已，纠正了唐太宗趋于腐败的许多过失。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依魏征遗言，“以布车载柩而葬”。太宗登长安禁苑西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他思念魏征不已，乃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由于唐太宗比较虚心纳谏，并重视发挥监察官的作用，因此当时监察官不畏强权，奋起肃贪，弹奸成风。贞观初年，高季辅为监察御史，“多行弹纠，不避权要”。权万纪任治书侍御史时，以公事奏劾魏征、文彦博，太宗认为不避豪贵，“甚礼之”。又曾弹劾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琏选内外官不公平，太宗认为权万纪“不阿贵近”，再次给予重赏。
为了防止腐败，唐太宗在中国谏诤史上第一个明确创立了谏官监督决策的制度。魏征生前，太宗曾问他：“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若君主“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由于魏征愿为良臣，不为忠臣，故敢于对朝廷得失直言不讳。太宗对宰相说：“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曾经规定：“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又“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这就是说，凡遇大臣议政，和朝廷进行决策，谏官有权与闻政事，并可以当场对政策的得失发表意见。这不但对于谏官履行职责有利，更可以避免朝廷在决策上的失误。因此唐太宗的这一规定，在秦汉以来谏诤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太宗对自己规定：凡“有上书益于政事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正由于太宗遵行此规，“故外事必闻，刑戳几措，礼义大行”。他还经常对臣下说，隋朝群臣“唯取决收成，虽有愆违，莫敢谏诤，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还说：“朕常恐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强调要轻徭薄赋
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道：“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这些都说明，唐朝的清明盛世，和老子的“无为而治”关系很大。无为而治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就是廉政，唐代的繁荣更是与大力倡导廉洁政治息息相关。在道教精神的推动下，唐朝政府通过对官吏的诠选、课考、监察和恩惠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阶层范围，使统治集团成员基本保持廉洁奉公，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保障了大唐政权的长治久安，时至今日仍有重大借鉴意义。（编辑：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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