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庙宇众多，俗语说，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形形色色的庙会组织，在乡村文化传承、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地方认同的建立、自然资源的管理与分配等方面，曾经发挥不可或缺的影响。如今，随着国家权力深入基层，庙会功能逐渐萎缩，大多仅余集市和娱乐功能，庙会组织则基本已退出乡村的公共领域。
然而，陕北榆林地区的黑龙潭庙会却是例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黑龙潭庙委会利用庙会的香火收入，多年来持续投资于地方公共事业建设，涉及环境、教育、医疗、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俨然类似一家具有庙会背景的社会企业。
黑龙潭庙会是如何实现这一旧神新社的转型之路的？其经验对转型期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乡村治理结构的完善，应有一定启发。
黑龙庙的兴衰沉浮
黑龙潭在榆林往南55公里处，周围群山环绕。在一处悬崖上有一股长流不断的泉水，对十年九旱的榆林地区来说，这股泉水异常珍贵，因此素有龙穴藏珍之称，被誉为榆林八景之一。景物殊胜，少不了灵异传说。自古至今，黑龙王显圣的传说在此地流传甚广。据说，郑氏女吞食仙桃，生下五龙，其中黑龙仙游至此，恋潭清水洌，屡屡显圣乡民。至明朝正德年间，乡民为其创建黑龙庙宇，以后几度重修扩建。这里每逢农历六月初十至十四，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数百年而不衰。
***期间，黑龙庙被彻底拆毁。是年，流淌上万年的龙穴海眼干涸断流。但之后仍有部分信众遇会期和节日，或深夜或清晨，偷偷到庙址废墟内与牌楼前，上香烧纸，祭祀许愿。1980年初，政府开始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附近的白云道观重开山门，允许信众朝山。于是，当时黑龙庙的会首开始组织公开祭祀。据当地传说，祭祀期间曾出现异象。而当年，干涸12年的龙穴海眼也意外出水了。此事极大振奋了村民重修黑龙庙的决心。先由镇川镇红柳滩、陈家沟、八塔湾、高梁坡、朱家堡、柳湾沟六个村的老人推动，后来为募集俢庙资金的需要，又吸收了北河村、花河村、杨家沟三个村，这9个村组成了今天的黑龙潭庙委会。
在村民的齐心协力之下，黑龙庙于1982年完成重建。然而，那时民间信仰尚未获得政府的正式承认。后来，庙委会以保护黑龙庙遗留下来的文物为名，申请成立了黑龙庙文物管理所，从而获得一个传统文化场所的合法身份，而庙会则以物资交流会的名义得以定期举办。在文化和经济的名义之下，黑龙庙的场所和信仰活动暂时得到政府的认可。但作为民间信仰组织，其合法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黑龙潭庙会建的中学
教育是庙会公益支出最大的领域。1995年，在村民多年呼吁下，由庙会捐资，红柳滩村提供土地，政府配套部分资金，创办了一所设施齐全的完小，解决了村民就近上学的问题。2003年，因学生人数增加，地方中学入学压力加大，农村学生普遍面临上中学难的问题，于是庙会又出资将黑龙潭小学扩建为占地38亩的标准化完全中学，可同时容纳2000名学生。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师实行聘任制，日常运营经费全由庙会提供。鼎盛期学校有教职工100人。对于黑龙庙所在的九个村的学生，黑龙庙中学免收住宿、取暖等费用，伙食费自理。对于非南片九村的入学学生则要根据入学时的成绩收取一定的学费。对品学兼优和贫困家庭子女，黑龙庙中学也有实行奖学金和减免学费制度。现在由于学生人数锐减，黑龙庙中学已停办，但小学仍继续运营。此外，庙会对于镇川镇范围内的小学和中学都有长期的捐助。几十年来，他们先后资助朱家堡小学走万余元，捐助镇川中学十五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同时资助榆阳区、米脂县等地的若干优秀学子10多万元，作为贫苦补助。
庙会第二大公益领域是对当地村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出资。庙会资助的项目，涵盖水利、道路、电网等，资助范围主要在这九个村庄。
第三大公益领域是资助九个村的村民购买医疗保险。自2009年开始，这已成为庙会的常规性福利支出。
对于每年公益项目的支出，庙委会有一定决策机制。对村庄基础设施的资助，每年各村根据自身的需求向庙委会提出申请，资金额度在一定范围以下的，会长可决定，若是超出一定范围，则会长需与庙委会诸成员共同商量决定。涉及与9个村庄均相关的公益项目，同样须由庙委会成员共同商量并做出决策。
这一机制俨然酝酿着九村共治的雏形，它对于当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多元共治或可提供不少有益的启发。农村的公共服务的合理布局，公共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如能与这种自发形成的地方共同体的自治相结合，上有神灵的监管，下有信众的监督，再辅以良好的内部治理与适度的政府监管，则无论公共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还是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效率，都能得到更好的改善。事实上，当地政府在资助村庄项目时，为避免财政拨款被村政瓜分，曾经尝试过通过庙会会长来实现，但那只是基于个人的信任，而缺乏对于构建多元共治机制的思考和尝试。
具有民间信仰背景的地方公益机构
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民间自组织存在的天然合法性。现实功用性是民间信仰的本质特征，其仪式与信仰活动是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且与解决生产生活的具体问题密不可分，传统庙会组织应此需求而产生。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的祈雨仪式因水利设施的改进而变得不再必要，而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催生了新的社会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黑龙潭庙会由一个传统的民间信仰组织转型为一个具有民间信仰背景的地方公益机构，持续地为地方公共服务的改善做出卓越的贡献，既是其自身为追求新时代下的社会合法性而做出的努力，也是其成功回应地方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而自然演变的结果。而在过程中，与各种外部组织和专家的互动则为庙会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催化剂。与此同时，庙会在转型中也催生了新的民间自发组织，如前文提到的由50多家庙会组成的黄土高原国际民间绿色文化网络的创建即是基于黑龙庙山地树木园的基础。
虽则大多传统乡村庙会组织仍处于公共功能萎缩之阶段，但仍可不时看到新的趋势在涌现。为获得新的社会合法性，主动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回应地方公共服务的需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庙会组织自觉或不自觉选择的路径。如广西融安县古营村的娘娘庙，为了更好的发展，通过参与捐资助学、慈善救助等社会慈善活动，资助村里架桥修路、维修电视差转台、承办农业讲座、赞助村民代表大会等社区公共事务的方式，寻求与社会的衔接。长沙县果园镇山河村石湾组的华佗庙每年从收入中拿出12000元做社会公益事业。
当然，这种转型仍在进行中，如果各种民间传统自组织、新兴的民间自组织与村两委及地方政府之间，最终能在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形成多元力量参与共治的格局和相应的机制，或许这才是残存的宗族、庙会之类的传统自组织转型的终点。
这些趋势提醒我们，对这些传统自组织，应当予以更多关注，而且有必要对它们如何回应地方社会的公共需求、如何引导多元力量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与机制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激活这些传统民间自组织的社会功能，促进乡村社会健康有序转型。
（转自澎湃新闻网站，作者系芬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