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信仰
明清时期，陕北榆林民间信仰的类型主要包括地形地象信仰、动植物信仰、行业保护神信仰、神化名人信仰等。其中关帝信仰就是神化名人信仰的一种。尽管与其他地方的关帝信仰有相似之处，但又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一、明清时期陕北榆林关帝信仰的演变
明朝对于关羽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承前启后，明朝之前关羽为王，明朝后期为帝。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在南京敕建关庙。建文三年（1401），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上承“天意”，并宣称是关公“显灵”，护佑他攻克南京并夺取皇位。既然皇帝金口玉言称关羽为神，王公贵族、黎民百姓自然更是敬畏有加。正德四年（1509），明王朝宣告天下所有的关庙改称为“忠武庙”，万历十年（1582）更是封关羽为“协天大帝”，随后，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晋封关羽为帝，“忠武庙”改为“英烈庙”。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一次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崇祯三年（1630）关羽的称号再被追封“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及至顺治九年（1652）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加之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的推波助澜，关帝信仰在官方达到了极致。
正是由于官方的推崇，加之关羽的“忠义仁勇”等品质，所以关羽演变为佛教的“护法伽蓝”、道教中的“关帝圣君”、儒家中与“文圣”孔子比肩的“武圣”、民间信仰中的“人神”。循着关羽称号的演变轨迹，在榆林（以城区为例），供奉关羽的庙号也随之不断演变，从三义庙、关王庙、忠武庙到关帝庙一应俱全。
明朝与蒙古瓦剌持久对峙，从明初至明中叶，先后沿长城设置著名的“九边重镇”，其中延绥镇治所原在绥德县，后迁至现榆林市市区所在地。洪武九年（1376），榆林庄（即现在榆林市区旧城一带）驻兵置戍，关帝信仰随着边兵进驻逐渐兴盛起来。成化九年（1473）延绥镇治所从绥德迁至先榆林城区，弘治五年（1492），榆林城扩建，建三义庙和关王庙各一座。其中三义庙在准提寺北，建于弘治五年；关王庙在马王庙坡，建庙年代略晚于三义庙。正德十五年（1515）榆林城再次扩建，城西修建忠武庙，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榆林东山驼峰重修关帝庙。该庙现依然存在，是榆林城区唯一的明代古道观建筑群，当年它东依城墙，从榆溪河遥望，四寺簇拥，为榆林八景“驼峰拥翠”的核心景观。
明清时期榆林敬奉关羽的庙号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这种信仰所需空间亦在进一步扩大。其一是表现在庙宇的规模上，如建于明成化十年的怀远（横山）武庙，清代《怀远县志》记述其规模为“正殿三楹，后殿三楹，拜殿三楹，乐楼一楹，中门一楹，钟鼓楼各一座”。其二是关帝庙在榆林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不断扩大。
二、明清以来陕北榆林关帝庙分布概况
榆林的关帝庙随处可见，数量难以详查。明长城在榆林境内东起府谷，西至定边，沿途36座军事建制的城堡，几乎都有关帝庙。而在州、县城内或周边，更是少不了关帝庙。据《陕西通志》、《延绥镇志》，整理明清时期榆林关帝庙分布概括如下：
定边县城内北街，明天启三年建关帝庙，此外在城东南隅有立马关帝庙，砖井、盐场、安边、柳树涧等堡俱有庙。靖边县城内西隅，明万历三年建关帝庙，此外宁塞、镇罗、镇靖、龙州等堡各有庙。怀远县（即今横山）在县东南四十里波罗堡，明成化十年建关帝庙，康熙五十二年修。绥德州在州治东有唐代所建关帝庙，明正德三年重修。米脂县在县治北门内有关帝庙，创自何年无考，顺治初年知县单国玉重修，有《募修关帝庙记》，另一座在华严寺湾，明宣德七年建，同治十年重修，请颁御书匾额一方。清涧县在草场山之北，由明万历丙申知县刘应科建关帝庙，顺治乙亥知县廖元发重修。葭州（即今佳县）在州南二百步旧城内，明洪武二十五年知州吴本重建关帝庙。吴堡县在南门瓮城东，雍正七年知县詹绍德建关帝庙。神木县的凤头山，一在县南，一在县治西南，建有关帝庙。府谷县在城内西街建有关帝庙。榆林府（即现在榆阳区）在城内东方建有关帝庙，明弘治三年张公甫重修，在常乐堡也有。
到清代，除了单独建庙以外，一些佛寺里也建有关帝殿，如横山波罗寺、响水永兴寺，米脂万佛洞，米脂县华严寺、榆林（榆阳区）寺沟华石严寺、榆林城内戴兴寺，府谷麻镇大庙。其中，大保当镇贾明滩村的班禅庙，亦建有供奉关帝的殿堂，充分体现了汉蒙民族文化与宗教的交融。这种融合还体现在地域上，蒙汉杂居的“伙盘地”也兴建了不少关帝庙，如定边县王来滩关帝庙、草滩墩关帝庙、双墩儿关帝庙，靖边县王家庙关帝庙、郭家庙关帝庙、海则滩关帝庙，榆林（榆阳区）马合高伙场关帝庙、巴拉素关帝庙，神木县中鸡訾家河关帝庙等。而曾经一度为延绥镇治所所在地的绥德县关帝庙甚多。
三、明清时期陕北榆林关帝信仰的成因
（一）百姓的保护神敬畏祈福的向心力
因信仰原因，每年多处、多次举办关羽庙会，俗称“老爷会”。在陕北，“老爷”一词有多种理解，其中一义就是对于最至尊、最权威、最神圣者的尊称。尽管历代统治者给关羽各种封号，但在榆林一地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中，“老爷”一词涵盖了老百姓对于关羽所有的虔诚、尊崇与敬畏，也凸显了关羽在民间信仰里的神格之高。陕北民歌的一种形式酒曲里就有一首流传至今的《老爷挑袍》，就是以关羽的战绩、为人忠义作为吟诵内容。
百姓多以庙宇为中心举办庙会来酬神。《绥德县志》中说：“绥德县城、田家岔乡石堆山、土地岔乡西马家川满全寺、苏家岩乡岂家楼、四十里铺等处的老爷庙会较为兴盛。”榆林规模较大的还有榆林镇北台老爷庙会，每年五月和八月举行；定边县城老爷庙会，每年八月举行；靖边县柠条梁老爷庙会、新城（原靖边堡）老爷庙会每年七月举行……另外还有把四月初八、六月二十四、九月九、九月十三等作为庙会会期的，其中五月十三老爷庙会较为普遍。庙会期间，大都举行关老爷出府迎神仪式，场面宏大，人头攒动，十里八乡的信众以庙会为中心，拜神、烧香、许愿、布施、抽签、过关，当然还有酬神大戏来烘托气氛。
在庙会的会期方面，以五月十三作为会期的庙会最多，这天又叫“关老爷诞日”或者“关老爷磨刀日”。陕北榆林十年九旱，而在春播之日和春夏之交，当地雨水稀缺，祈雨活动频繁。除了抬龙王祈雨以外，人们还希冀关老爷慈悲为怀，能够救万民。民间认为农历五月十三是雨节，民谚有“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的说法。因为五月十三多降雷雨，相传雷声是关老爷磨刀的声音，雨水便是关老爷的磨刀水。久而久之，五月十三关老爷的诞辰日就演变成一个固定的节日流传下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重修老爷庙宇。每逢固定的庙会时间，各处的赶会者熙熙攘攘，小商小贩云集一地，秦腔、晋剧、鼓乐助兴，香火不断，烟雾缭绕。与此同时庙会则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物资交流、商业贸易、人际交往的空间与平台。
（二）商人的道德神诚信取义的凝聚力
明清时期，榆林百姓大都尊奉武财神关羽。当时，汉蒙互市城池11个，榆林是其中之一，镇北台下款贡城和易马城，就是汉蒙民族互市之地。现靖边县柠条梁镇、定边县安边镇曾经也是边境贸易之地，有“驮不完的柠条梁，填不满的安边城”之说。互市期间，蒙族的奶皮酪丹、肥牛壮马，汉族的铁器铜器、绸缎布匹都是交易的内容，而关羽的忠义与诚信则是汉蒙民族共同认可的一种精神，关羽扮演的是财神和商业保护神的角色。
在心理层面，由于地域、历史等原因，汉蒙互市里的生意买卖人，更亲近或者愿意接受武财神关羽。商人有自己的操守和职业道德要求，所谓“以义制利”、“以义生利”。而关羽武功盖世，在一个战火连绵、边境摩擦不断的时空里，作为行业保护神，关羽就是不二人选。《榆林市志》中说：“明代，蒙古人频繁入境掳掠，但往往见‘奉佛之家，则叩头退避，并贴条于门首，告后来之蒙人不侵扰’，故家家设佛龛供佛，成为世俗。”因为关羽既是道德楷模，又能给人一种心理安全感，所以为人们尊奉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另外，民间传说关羽因不得已身在曹营，后来封金挂印，毅然离去，留下清楚明白的收存账册。故而民间认为关羽是财务管理的祖师以及账目簿记的创始人，尊他为财神也就不足为奇。
（三）兵家的战神军事力量的激励力
关羽号称“万人敌”，是英勇神武的象征，因此明代以来，陕北榆林一地驻守边境的军人奉之为“战神”，并以此作为一种激励，提高作战能力。榆林在明代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而养成当地人尚武之风，所以在榆林有“武出三边、文出两川”之说。建于1495年的榆阳书院，在明清两代共培养进士38人，其中武进士28人；举人285人，其中武举人245人。另据统计，明朝共任命总兵约1500多人，其中榆林籍总兵达160多人。这些人对于忠义仁勇化身的关羽信仰达到极致。明代，延绥镇各州县先后设立武学，由此建立武庙供奉关羽，延绥镇巡抚涂宗俊在《重修榆林武学记》载：“以南门内之西，故游击所，改建武学，内建演武堂三楹，为观射之所。至于关王神位、祭器焕然一新。”
边塞将领自然希望能够凯旋而归，从而封妻荫子、扬名立万。然而刀剑无眼，死生不定，所以不免祈盼有神灵护佑。出征前，军人要到武庙去祈祷，希冀借关帝之神力；得胜回营后，再次到武庙“还口愿”并告知关帝凯旋的消息。万历年间的《延绥镇志》记载太监韦敬会、总兵许宁作战前到关帝庙祈祷，结果感得关帝助阵；高家堡的关帝庙中，“每贼犯境，必先有披甲声或王面津湿如汗”。此类灵验之事，在榆林民间的传说和记述中甚多，清《怀远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同治十年，米脂县华严寺关帝庙也有类似故事，故而朝廷降圣旨嘉奖。
总之，由于关帝信仰本身的道德整合、伦理教化和心理庇护的功能，兼之地理空间、心理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契合，在陕北榆林这一特殊的地域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同时也构成了明清时期民间信仰别样的世俗相。
作者单位为榆林学院中文系。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资助项目“陕北庙会文化研究”（编号：09JK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