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这种士林颓风，葛洪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去矫时正俗，就只能寄希望于后代，而自己所能做的，是隐逸以著述，为后代从颓风中振拔出来做些准备。
文/卢国龙
（资料图）
《抱朴子》分内外两篇，分别属于儒道二家，但作者是同一个人，即东晋时的葛洪。将《内篇》归属道家，将《外篇》归属儒家，是由葛洪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可见于《外篇》的《自叙》，“其《内篇》言神仙（中略）、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这表明先后为儒道两家立论，在葛洪这里是主观故意或者说主体自觉的。属儒家的《外篇》讲经世致用，关注的是社会问题；属道家的《内篇》讲修炼的“玄道”，关注的是生命及形而上问题。由此儒道兼综，就构成一个相对为内外的双轨体系。
同一个人，先后为儒道两家立论，这在历史上大概是前无古人的。葛洪之前，有王弼、郭象等人，既注解儒家的《周易》《论语》，也注解道家的《老子》《庄子》，通过重新诠释《易》《老》《庄》“三玄”，也就形成了玄学融合儒道的学术格局，只是在体例上，这些着作都属于章句注疏之学，义理发挥的意图和事实固然都蕴涵在其中，但表现形式却是踵事增华，踏着前人的脚印走。葛洪的《抱朴子》则属于“子论”，自创立意，自成一家之言，因此在体系建构方面，就少了些因袭前贤的便利，却多了份率性创作的自由。于是《内篇》论题二十，《外篇》论题五十二，全都是葛洪自己挑选、自行设置的，框架体系既不受传统经典的拘束，叙事风格也可以随物赋形，根据论题的需要自由塑造。
竹林七贤
两晋玄学之风
要大致不谬地了解葛洪的思想和学术，大概需要率先了解一下从西晋到东晋的玄学风尚：虽然世道艰难，但士风远旷，文风虚玄，就连本应感叹世道的诗赋，也都成了《老子》《庄子》的注疏。而与文思崇尚老庄相对的，则是政事上不得不服膺周公、孔子，也就是必须用传统的礼法治理社会。于是在那个说起来英才辈出的时代，知识精英们却只能在周孔与老庄之间盘旋纠结，以至在名教与自然、崇有与贵无之间，找不到一个整合儒道因而具有建设性的社会文化方略。如何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困境？能否从清谈误国的危局中蓦然回首？东晋时日益兴盛的佛教和道教示意出两条不同道路。佛教的即色游玄、心无、本无等六家七宗，与玄学风尚更合拍，所以指引出排解名教与自然、崇有与贵无相冲突的道路，是朝着更彻底甚至是终极的虚无境界一路挺进，按照“缘起性空”的逻辑，将种种纠结一起放下，走向至无空豁的妙境。而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则试图走向求真务实的另一条道路，不沉湎于玄虚空无之浮谈，而是以开放的态度获取新知，以躬行实践的精神探索出路。如果着眼于晋南北朝道教的宏观整体来看，这条道路可以说是道教的方向性选择，不单葛洪，南梁时的陶弘景也同样很典型，追求“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真知实学。历史地看，晋南北朝道教这种求真务实的基本格调，正由葛洪的《抱朴子》启其端绪，所以尽管《抱朴子》的内容极其丰富，可以作为现代的人文社科以及医药、化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对象，但其学术思想的大旨，却要因应两晋的玄学风尚来定位。
如果我们试图从《抱朴子》中摘录出针砭玄学风尚的议论，那差不多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叙述偏好对这两部书进行重编了，在这篇短文里显然做不到。所以，我们只能知趣地选择一些话题，作为研读《抱朴子》的话题引子。好在《抱朴子》本身的修辞很典雅，逻辑能致思深远，例证也妙趣横生，不难读。而且有王明先生的《抱朴子内篇校释》、杨明照先生的《抱朴子外篇校笺》先后出版，对其中的术语和典故，疏证解释得很详尽，可以省却许多查阅文献的麻烦，读起来很便利。
引导后生不再重蹈前辈的覆辙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想挑出的第一个话题，是《抱朴子》的立言大旨，也就是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两部书。因为这两部书，葛洪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既放弃了出将入相的追求，也备受同时人非议，所以立言大旨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抱朴子》甚至葛洪本人都很重要。葛洪曾经这样自辩，“拥经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补末化。（中略）虽无立朝之勋，即戎之劳，然切磋后生，弘道养政，殊途一致，非狷介之民也”（《外篇嘉遁第一》）。葛洪曾有过应征出战的经历，所谓勋劳，并非一点都没有，但那属于迫而后起，并非志趣之所在。葛洪的志趣，是著述以“弘道养政”，引导后生不再重蹈前辈的覆辙。前辈当然就是玄风播染下的清谈者流。葛洪说，“世道多难，儒教沦丧，文武之轨，将随凋坠。或沉溺于声色之中，或驱驰于竞逐之路”（《外篇勖学第三》）。因为崇尚玄虚的风气中，既没有真知识，更缺乏真担当，遇问题就对之以玄言高远，讲责任则应之以旷达清虚，所以治理社会无效，修养身心无益。面对这种士林颓风，葛洪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去矫时正俗，就只能寄希望于后代，而自己所能做的，是隐逸以著述，为后代从颓风中振拔出来做些准备。
想挑出的第二个话题，是葛洪如何解决儒道不能兼容，名教与自然相互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自“竹林玄学”延绵而来，一直伴随着两晋名士的生活和思考。虽然更多的人都不像嵇康那样激越，非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不可，而是试图在儒道互补的模式下，找到名教与自然的妥协方案，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一条摆脱“竹林玄学”“元康玄学”的理论新思路，这样的妥协就只是迫于生活现实而在名教与自然之间游离。其结果，就是东晋初的放逸行为日益炽盛，而为葛洪所目睹。葛洪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略，简言之就是既统合儒道又不即儒道。如说，“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而易俗，不惟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内篇塞难第七》）。如果单从诸如此类的议论来看，那么葛洪的思路显然具有功能主义的特质，而且注重事功也确实是葛洪的基本立场，时常会抒发议论，“夫托之于空言，不如着之于行事之有征”（《内篇惑第二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葛洪所推崇的，是一种大功能主义，所以特别强调儒道的价值，不在于礼仪修饰或者养生以自适，而在于二者都是社会教化的大系统，可以发挥社会教化的大功能。也正是在发挥大功能的意义上，儒道可以统合而且也必须统合。在葛洪的思想体系中，这个用其大还是用其小的分别，是个大问题，如果只是将本来很大的儒道用在很小的个人安顿上，不能拓展为建构社会公共秩序的公共资源，那就会因为儒道的诸多抵触弄得身心难安。为了排解这种用其小的局碍，葛洪列举出许多有趣的例证，“震雷不能细其音以协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适速济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外篇广譬第三十九》）。儒道的恢弘大体，也不能只用于个人的私情小调。如果能从个人的小我中走出来，放开大眼界，着眼于社会，那么就不难发现，儒道本来就是统合在一起的。
放开大眼界，着眼于社会
经典价值随时代变化
想要挑出的第三个话题，与前文的不即儒道相关，也就是本着求真务实的基本精神，必然要突破儒道二家分别以周孔和老庄的著述为经典的知识体系，以开放的态度获取新知。葛洪在医药、化学等多方面受到科技史研究广泛关注的成就，既由此得来；葛洪摆脱名教与自然不能两全的儒道纠结，提出“玄道”的理论新思路，也由此发端。
如何看待周孔的经典著述，在现代是个问题，在古代也同样是个问题，只是问题的性质似乎相反。现代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些经典著述中“发现”传统的价值；而古代的问题，是能否“发现”这些经典著述的局限。葛洪说，“书不出周公之门，事不经仲尼之手，世人终于不信”（《内篇论仙第二》）。不信周孔未曾说过的，就只能在一个封闭的知识体系里盘旋，于是，服膺周孔则不见无穷变化的自然之妙，崇尚老庄又无视错综复杂的社会真相，两晋名士的现实困扰，大概正根源于这样的精神局碍。而葛洪发现，“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同上）。这是个简单的事实，不管什么人，也不管拥有什么样的智慧，“全知全能”都只是一个概念化的假设，事实是其所已知的永远都小于所未知的，而已经被用语言文字表述的又必然在事实上小于其所已知的，所以，一切著述，无论如何经典，都必然有其局限性，葛洪由此断言，“五经所不载者无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内篇释滞第八》）。以弥纶天地阴阳的《易经》为例，葛洪追问：周天的度数是多少？四海的广狭如何？宇宙之大有几万里？推引其转动的又是谁？彗星从哪里出来？北斗星为什么不动？日月循环有何迟疾的差异？潮汐大小的变化又如何形成？所有这些问题，专攻《易经》的行家都回答不上来，《易经》本身的知识局限也因此不证自明。见识到《易经》等经典的局限性，是放开眼量获取新知的关键，如此则“能立素王之业者，不必东鲁之丘；能治骨枯之仁者，不必西邻之昌”（《外篇博喻第三十八》），毋须等待孔子、周文王那样的圣人，人人都可以开物成务，成就自己的事功。
周孔的经典有局限性，老庄的著述同样也有。葛洪说：“《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按据者也。（中略）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内篇释滞第八》）。这类评论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老庄道家虽然有一个“道法自然”的很好的理念，但言无具体，不及技术，局限于空泛；第二是“道法自然”的理念不能与人类的目的对立起来，“法自然”只能作为获取知识的手段，服务于建构人类知识体系的最终目的。举例来说，“鸡知将旦，不能究阴阳之历数；鹤识夜半，不能极晷景之道度；山鸠知晴雨于将来，不能明天文；蛇蚁知潜泉之所居，不能达地理”（《外篇博喻第三十八》）。天文、地理、时间、历法，都是人类所特有的知识体系，而自然习性各不相同的动植万类，都只是人类观察自然的对象，服务于建构人类知识体系之目的，所以，所谓“道法自然”，绝不可理解为对于自然状态的简单模仿。
最后就葛洪的“玄道”做些简介。因为“玄道”既是葛洪学术思想的最高概念，很重要；内容又涉及方方面面，很复杂，非一篇短文所能尽意；所以我们只特别强调一点，即葛洪的“玄道”是“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内篇畅玄第一》），在理论特质上是一个含括万有的概念，所反映出的思想路线，是追求万物大全之有，既不同于玄学所追求的虚无，更不同于佛教所追求的空无。掌握“玄道”的这个理论特质，可以为解读《抱朴子》时的方向正确提供保障。（编辑：若木）
本文为腾讯道学编辑发布，文/卢国龙，转载自中华读书报公众号。喜欢该类内容欢迎上微信关注“腾讯道学”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观点与立场，不代表腾讯媒体的观点与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