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郑观应对道教的信仰异常执着，他曾追述自己求道的心迹和经历：“原拟仙道成学佛，佛道成再穷究天主、耶稣、回教之理，道通各教、法力无边之后，即商前辈高真，会同奏请上帝施恩饬行。
文/张秀莉
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除了其对“道”的理解逐渐深刻外，也较多受到他自身经世实践的影响，从其著述中所反映出的思想来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在信仰与实践相反相成的变动过程中，虽然有时较多表现为通过经世实践以救国，有时更寄托于修炼成仙以济世，但两者的目标始终一致。
一、第一阶段1858－1870年，年龄在17岁到29岁之间。
即他初到上海，在新德洋行和宝顺洋行学生意的这段时间。其思想集中体现在1873年3月刊行的《救时揭要》，该书收文24篇，约2万余言。郑观应在1872年所写《救时揭要》序言中，开篇即讲“治心”为自立于人世之根本，又强调撰写此书的原因是“庭训夙承，不敢自弃，性耽铅錾，大意粗知。于是不揣固陋，聊效芹曝。研性理则辑道言精义，论感应则集志果诸书，窃冀广推，妄灾梨枣；又复触景伤时，略陈利弊。”因此在该书所论禁止贩卖猪仔、禁鸦片、劝戒溺女、劝戒杀放生、堪舆吉凶、救济速报、劝公门修行、或问守身要旨等社会问题，都运用因果报应的事例来劝善抑恶。
这一时期，他的道教信仰还停留在研习道教典籍、修炼德行上，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诸多罪恶现象深恶痛绝，但又没有力量去根除这些恶行，只能通过一些因果报应的事例来警戒那些作恶者，规劝人们多行善事以求善报。
二、第二阶段1871－1884年，年龄在30岁到43岁之间。
这一阶段是他在经办实务方面最为得意的时期。1872年出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的肥缺，1873年又应聘为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深受洋大班的倚重，直到1882年辞职。上文所述他积极筹办赈务亦是在这一时期。此后又先后被李鸿章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会办、总办职务。1881年又被李鸿章札委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1882年就任轮船招商局帮办职务，此后偕唐廷枢与怡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签订齐价合同，受李鸿章札委整顿招商局内部事务，因成效卓著而被派为招商局总办。1884年参加抗法战争，赴广东办理军务，赴南洋了解敌情，并向李鸿章上《防法条陈》十条，就加强军队战斗力、断绝敌人供应、加强船舶、电线管理、严防奸细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郑观应在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也使他对“商战”救国的目标踌躇满志，因此在1880年前后刊行的《易言》（36篇本和20篇本）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内容涵盖公法、税务、鸦片、商务、开矿、火车、电报、开垦、治旱、机器、船政工铸银、邮政、盐务、游历、议政、考试、吏治、边防、交涉、传教、出使、水师、火器、练兵、民团、治河、虚费、廉俸、书吏、招工、医道、犯人、栖流、借款、裹足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郑观应从1871年开始酝酿《易言》的写作，历经10年时间逐步完成，他在《易言》自序中称：“余长而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而沪上为江海通津，南北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获从之游，与之周旋晋接。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亦时时申其论说，作局外之旁观。因下筹而借箸，盖所谓事杂言庞，莫甚于兹矣。”
郑观应在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也使他对“商战”救国的目标踌躇满志（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由此可见，郑观应的经世实务及与其交游的人们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商战救国”似乎比“修道济世”更来得现实，所以这两部书中都未见他关于道术的言论。但这并非是郑观应放松了对修道的追求，1870年他辑有《陶斋志果》，1878年又刊行《富贵源头》、《成仙捷径》和《剑侠传》。有人认为这是宣扬封建迷信和消极的体现。其实，从郑观应的道教信仰这一角度分析，他依然是以此劝人们修身养性、修善积德，因为在他看来“商战”属于所谓的“用”或“器”，不足以达到“治世”的目的，要达到“治世”就要“体、用”或“道、器”兼备。对这两者的关系，王韬可谓是一语中的，他在《易言跋》中总结道：“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优生之所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
三、第三阶段1885－1911年，年龄在44岁至70岁之间。
郑观应在道教信仰方面有了很大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也逐渐发展和成熟。
1885年，郑观应因代太古洋行的买办杨桂轩做保人，杨桂轩亏欠洋行的款项，太古洋行向香港当局提出控告，将郑观应拘留在香港半年，身体遭受极大的痛苦。他回到澳门后，杜门养疴，此后5年间基本过着隐居生活，研习道术和医术，并于1886年访罗浮山道人，遇天外散人传授真道。郑观应在这一时期对于修道更加投入，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窥见他访道之广。他自称“待鹤求道已五十年，凡有道之士靡不执贽求教，指示迷津；凡有善事无不尽力倡助，冀消魔障。奈夙孽重、德行薄，虽不惮跋涉，北至京、奉，南至闽、浙，东至芝罘，西至巴蜀，曾经护师入室：江西万先生三次，四川廖先生二次，江苏徐先生潜修十年；江苏丁先生，四川陈先生、徐先生，云南杨先生，福建彭先生，敝省苏先生，均已行功数月或年余，小有应验，无大效果，不能如金丹真传所论立竿见影：行之五月而体貌异，九月而丹成。竟失所望。”而且求道过程中多次被骗。
郑观应在这一时期的经世实践也经历了巨大的沉浮，对其救世的观念影响深刻。首先是因上海机器织布局欠款一事受到责难和拖累。上海机器织布局招股时有10余万两是以股票存局作为押款，由于1883年股票下跌，远不能抵现金实数，直至1891年，郑观应除索各亲友清还欠款外，又借款赔垫约2万金，才将欠款还清，蒙准销案。1892年12月，郑观应结束了在家乡的隐居生活，到上海重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职务，从此时起到1903年离开招商局到广西去做官止，这10年是郑观应事业顺利、生活安定的一段时间。期间所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对郑观应造成了强烈的刺激，他虽然就抵抗日本侵略提出了10条建议，力求将其“富强救国”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但这一切策略都无济于事，清政府最终还是惨败于日本。他在听闻中日东沟海战中中国的溃败后，愤慨异常，发出“我欲退步学神仙，不愿长为世所抑。富贵功名本由天，任尔畸士求不得。”面对现实努力的失败，他又一次想到成仙救世。
欲救吾国今日之乱，当从治本入手（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02年他在轮船招商局被人排挤，招商局和电报局又被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所攘夺，他即离开了招商局。对此他曾吟诗叹息：“是非公论听旁观，开国元勋猎犬看。世事纷争如博弈，人情反复似波澜。从来正直招尤易，毕竟清刚挫节难。我学子房甘勇退，追随黄石炼还丹。”历经在机器织布局、电报局和招商局的波折，他已对为之奋斗过的官督商办企业彻底失望，并揭露了其弊端“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律载大事应会议，三占从二有规矩。不闻会议集众商，股东何尝岁一叙。不闻岁举查账员，股息多少任所予。调剂私人会办多，职事名目不胜数。不洽舆情无是非，事事输人糜费巨。用非所学弊端多，那得不受外人侮。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当他认清为之奔波大半生的事业的本质时，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而让他痛苦的不只是“商战”的失败，还有对清政府统治的失望。1878年郑观应为灾民筹赈时，即曾向朝廷建议设立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厂、养贫工作所，但政府并未真正彻底实施，浅尝辄止，以致最终“民愁生计绌，国困势亦危”。面对这样的结局，郑观应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惟冀神丹术，点化遂所司。富贵非吾愿，聊将答圣慈。”即寄希望于以神丹之术救世。他在致好友伍秩庸的信中指出：“公素以救世为心，然公亦思吾国今日之乱所由来乎？非由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穷民觅食维艰，迫而走险乎？……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是故欲救吾国今日之乱，当从治本入手。若徒治其标，未见其能收效也。夫治本之
法维何？政治改良，百艺俱兴，以工代赈，令饥民得食是也。”他还劝告好友：“不如急流勇退，勿贪富贵而误神仙，所谓人爵不如天爵之贵也。”修道成仙以济世，成为他经世救国理想失败后自然而然的选择。
粤路风潮是对郑观应经世热情的又一沉重打击。1905年，粤汉铁路收回自办，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筹款，郑观应通过努力将招股的数额超过原拟数额一倍，并且股票随即上涨。这不能不说是郑观应的功劳，此外如招聘工程师、购买器材、购地鸠工、重勘线路等，他都做得井井有条。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了“伐异者”的猛烈攻击，罗织了他总办粤路的20条罪状，事实上这些罪状有的属于捏造，有的出于误解，大多与事实不符。但由于新任两广总督倾向与郑观应对立的一方，郑最终心情沉重地坚决告退。他认为自己吃亏在心直口快，以致孤立无援。感慨“所以名利虚，产业不能厚，见识各不同，品性自天授。书此叩彼苍，皓月为吾友。”
指出了郑观应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的关系（资料图 图源网络）
当尽职尽责换来的却是毁谤时，他最终的归宿依然是“扁舟吾去矣！归弄罗浮月。”他曾赋诗表达自己的心境：“六十年来愿未酬，南辕北辙访庄周。诗成遍荷佳章和，身老应求大药修。宦海风波怜将相，蓬壶岁月傲王侯。诸君共有匡时略，我欲从师跨鹤游。”但是他并未能做到“归弄罗浮月”，而是在1909年随着盛宣怀重掌轮船招商局，又开始为之四处奔忙了。
在集其这一时期思想大成的《盛世危言》和《盛世危言后编》中，他分别将《道器》、《道术》置于首篇。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中，郑观应也对人们所提出“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做出回答：“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道术》篇涵盖的内容更为丰富，系统地反映了他悟道、访道的历程，在匡庐山观妙道人的序言中，指出“列《道术》篇首，斯亦著述者以修身为本，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成己成人之意乎！”指出了郑观应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的关系。
四、第四阶段1912－1921年，年龄在71岁至80岁之间。
他对于修炼成仙更加急迫，对于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担忧也更强烈。
郑观应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极为不满，他认为共和国要实现自强，关键要有“治人”，“总统与总理须有轩辕黄帝内圣外王之学，方能富强长治久安。”这实际是对袁世凯的反对。袁世凯去世后，又陷入了连年的军阀混战、政治纷争，搞得民穷财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让弛痛感战争的残酷和外侮的威胁。
如果说面对“商战”，他还可以已经世之才有所作为的话，面对军阀的连年征战，仅凭他个人之力只能徒唤奈何了。此时，他自然而然想到的是借助于“治人”和神力。在给陈抱一的上表中，他详细言明了五大宏愿：第一愿，道成后，邀同成道者求各教主会商，奏请上帝大发慈悲，消除浩劫，大启文明，合各教为一教，除治世行政之书归各国因地制宜自行修改外，拟即将各教主论道之书，选其精义，分为顿、渐两法，编集成书，庶学者易于入门。第二愿，各国圣道总院，应招考是真心修道、誓守院规合格者方准入院潜修。第三愿，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第四愿，以点金术所成黄白，限制若干分交各分院教主，选聘公正绅商，创设贫民工艺厂、各学校及开矿、开垦等事，务使野无旷土，国无游民。第五愿，凡圣道总院之监督，由各教主公举，而各分院之教长由总院监督选派该处士人已成道而有六通者方合格。这五大愿中宜先建设圣道院以育人材。“五愿在必行，得闻喜若颠。只求达目的，盛世大同年。先设修真院，主教皆神仙。男女有区别，妙处不能宣。要俟人材出，中外方可传。待人无畋域，立志无私偏。七教能统一，万国自安然。劳苦不敢辞，借此答拳拳。令我长不死，恩德莫大焉。我身能不死，原为救大千。赋此以自勉，磊落对青天。”
招商局公学的开办亦可谓了却他的一点心愿（资料图 图源网络）
至于借助神力消灭武力征伐，他对此有一个生动地描述：“盖时际内讧外侮，是非颠倒，赏罚不公，有强权无公理，趋炎附势，不顾廉耻，无道德，无法律，视苍生贱如马牛，哀黎遍野，凄惨可怜。且各国杀人火器日出日精，近有四十二生的大炮，有毒炸弹，有飞行机，有潜水艇，动辄杀人流血千里，伤残惨酷，为自有战史以来所未见。然欲挽浩劫而靖全球，非应龙沙会之谶，有多数道成法就者广施仙术，不足使至奇极巧之火器消灭于无形。”“愿学旌阳炼剑方，扫除魔障试锋芒。群雄震慑干戈息，万里诛妖一电光。”
但是郑观应未能修炼成仙，也没有建成修真院，倒是于1918年出任新成立的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一直任至去世，病死于此。他在招商局公学开学之际，即提出新学“实非本原正大之学”。他训诫轮船招商局公学的学生“我思轩辕黄帝内圣外王，虽兴武功，实先讲乎文德，以策天下治安之盛业。吾徒求学，纵不敢言内圣，然修身立己，必须取法圣贤，推之任事图功。”招商局公学的开办亦可谓了却他的一点心愿。
五、求道心路与经世致用
郑观应对道教的信仰异常执着，他曾追述自己求道的心迹和经历：“原拟仙道成学佛，佛道成再穷究天主、耶稣、回教之理，道通各教、法力无边之后，即商前辈高真，会同奏请上帝施恩饬行。讵知福德浅薄，经商因好义而被累，挂误功名，身羁一载。当差因公忠而招忌，排挤出外，东奔西驰。求道欲成人成己，屡次护师入室，均无效果。学法欲除暴以安良，迭遭狡徒诓骗，业经破产，室人交谪，子丧家贫。是访道行善数十年来，备尝艰苦。……然向道之心百折不回，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但是，面对年老无病、丹财无措的现实，他修道成仙的愿望与经世实践的结局一样趋于破灭，当我们读到“故友频亡病屡危，杳中警报不容迟。速修更比龙眉切，稽首匡庐泪欲垂”的诗句时，禁不住对他产生同情。
其实，在郑观应通过修道与经世两条途径寻求济世救国的过程中，两者始终存在着矛盾，这部分由于成仙的目标距离现实太远，部分由于他个人的态度。（编辑：孟淅）
（本文由腾讯道学独家编辑整理，文/张秀莉，选自《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原名《论郑观应的道教信仰与经世实务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