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教的输入大体停留于神灵、民俗、道术的层面，自身无法建立团结稳固的教团，在下层无法组织起信徒群体，在上层则高度依赖于政权。官方支持则热闹一时，官方打击则毫无自保之力，只能任其宰割。
文/行苇
作为发源于中土的道教，虽然主要流传于我国境内，但在历史上也曾影响到周边国家民族，如日本、高丽等地，这已为教内外所熟知。而同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越南，也曾吸收道教信仰与文化，但由于地处东南亚，较少受到关注。而其在越南的传播及最终的沉没，也有许多引发今人思考之处。
越南河内的真武观
在秦汉至唐代的长时期内，越南地方大多受中国统治，期间有内地百姓向南移民，也把道教信仰带到越南地区。东汉顺帝时，祖天师张道陵在四川创立了五斗米道教团，未几，史料中就出现了道教流入越南地区的记载，建安六年（201年），张津受命为交州刺史，此人“好鬼神事，常著绛帕头巾，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其中所谓“绛帕头巾”，乃是早期天师道的重要标志，而“读道书”、“烧香”等则直接表明了他的道教信仰，“云可以助化”更说明此人还在当地积极推动道教传播，以期达到化民成俗的效果。
汉末中原战火纷飞，而偏远的交州却较为安宁，不少中原人士前往避难，如《三国志士燮传》有载，继张津任交州太守的士燮，“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牟子理惑论》也提到：“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可知不少道教人士南来，并将道教修炼之术带入当地，还受到追捧。如被陶弘景载入《真诰》的天师道世家之名士许靖，就曾游历交州，并受到当时交州太守士燮的敬重厚待。葛洪的《神仙传》则记载了当时有异人董奉也往还于交州一代，曾用药丸救活中毒身亡的太守士燮。此后曾任交州刺史的陶璜、杜慧度等人，都出身尊奉道教的望族，他们结交异人，凭借自身的地位声望，推动了道教在当地的传播。
东汉末名医董奉医治好了交州的诸多要人，从而推动了道教在越南的传播
一些名道也来到交州一带传道。如东吴虞翻，通易经医术，因得罪孙权而被流放交州，在此十余年，“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葛洪也曾多次到达当地。据陈国符先生考证，葛洪二十多岁时就曾游历各地，达到广州、交州一带，甚至到达越南南部地区。后受到举荐入朝为官，他却以年老为辞，请求担任勾漏令，该地在今越南宁平省安庆县与南定省丰盈县交界附近，因听闻当地盛产丹砂，“导仙服食之药、长生所保之石，实无求不有”。虽然因为广州刺史邓岳的挽留而并没有到任，但据今人的研究，他在越南一带的游历确是真事，因为《太清金液神丹经》及《抱朴子》中记载了东南亚一带的许多信息。
而元兴元年著名的孙恩起义失败之后，其妹夫卢循继续率领起义军征战于东南一带，也曾到达交州等地，并有名李脱者带领当地道教信徒相应。有学者认为此人乃系当时的“李家道”之流。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此事说明当地已经有了不少信徒，道教已经传播开来。
李唐王朝奉道教为国教，道教也因此在其统治范围内大为盛行
到隋唐时期，道教趋于成熟，也更多的流向南方。咸通年间，有擅长仙道法术的高骈，担任静海节度使，镇守安南地区。此人信奉仙道，并施行法术。在任时重用道士，热衷于斋醮科仪、朝拜鬼神、烧炼金丹。唐王朝以道教为国教，多位帝王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各地修建宫观、广度道士。当时隶属中原的越南，也因敕令而修建了不少道观，现在可考的尚有数十处。唐德宗年间，有安南人姜公辅，通过科举考中进士，进入朝廷中枢，曾任宰相之职，后自请为道士。
唐末中原战乱，越南地区趁机获得了自主，该地区道教的发展也随之更多受到越南政权和国情的影响。在越南立国之初的丁（968－980）、黎朝（980－1009），道教受到统治者的支持。丁先皇（924－979）作为越南开国之主，就对道教崇奉有加，他曾经朝拜宁平省的天尊洞，在其间重塑神像，供奉玄天上帝。又模仿中国的宗教管理模式，在越南政府中设立道官系统，立有“道录、威仪、都官”等职务，并敕封高道。黎朝的君主们也继承了这些做法。
在越南真武信仰一度十分流行
此后建立的李朝，其太祖李公蕴（974－1028），是福建人的后裔，知风水之学，并据此将首都签到大罗城（即今河内），又修建真武观（此观今存河内西北部），并派人北上中国祭祀后土皇地。又于1011年（李朝顺天二年）在都城修建太清宫，此宫后长期作为越南道教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数年后，李太祖又“度京师千余人为僧道”，还向宋真宗启请《道藏》经典，宋朝从其所请。
此后李朝的太宗、圣宗、仁宗、神宗、英宗、高宗等都有好道之举。太宗曾将御衣赐予助其登基的道士陈慧隆，圣宗常行斋醮祈祷，并到多处宫观祈雨。仁宗则不仅修建多处道观，常行斋醮法事，还与道教人士谈选论道，切磋学问。神宗更下诏免除道士的劳役，并督造殿堂、金银神像，多次巡幸宫观，举行斋醮。英宗也曾临幸道观，举办道场科仪，像道教尊神祈雨等。高宗则更进一步把道教（与佛教）纳入科举之列，道士可以通过科考入仕。李朝这种将三教列为科考内容的做法，是其与中国科举制度的重大差异之一。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越南在封建时期也采取科举取士，道教在越南科举中也被列为科考科目之一
公元1225年，陈朝取代李朝，该朝历代君主延续李朝的各种宗教政策，继续将道教留于科考之内，并举行各种道教斋醮活动，如祈雨、祈嗣等。这一时期道教颇为发达，不少王室贵族也奉道虔诚。陈仁宗晚年退位隐居，号竹林道士，陈宪宗晚年也退而学道，号太虚子。但到晚期的顺宗时（1378－1399），越南开始对佛道教进行严格限制，下令沙汰僧道，年未及五十者还俗，道教受到打击。
明宣德年间，越南建立起后黎朝，道教的斋醮科仪依然经常举行，为君主、贵族及政府祈福消灾、祈雨求嗣等，但黎朝采取尊奉儒学而抑制佛道的政策，对道教限制较多，科仪无力挽救道教的颓势。1802年，阮福映建立起阮朝，其对道教斋醮、符咒、香火、风水等极为厌恶，下令严厉禁断。此后，官方也曾偶尔举行斋醮活动、修复道观，或运用风水玄学等，而民间则接受了大量的道教民俗神，如城隍、土地、关公、天后乃至真武、玉皇等。今天，在越南依然随处可见供奉城隍土地的小庙，泰山石敢当、太公在此的符咒，关公真武、玉皇妈祖的庙宇神像，道教在越南人的日常生活中到处留下了印迹，甚至二十世纪早期，在越南兴起的两种新型宗教高台教、和好教，也都有大量道教的因素存在，但相对纯粹的道教组织、教团、教徒群体却基本上消失了。
道教在越南封建时代后期渐渐失去了影响，而后被吸收杂糅进了新兴的高台教等民间宗教中
抚今追昔，有一些经验教训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道教自进入越南地区，一方面始终停留在依赖技术生存的层面上，如斋醮科仪、风水玄学等，这些道术或曰方术，只能用于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却不能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
另一方面输入了一些神灵崇拜，但在多神信仰的氛围中，对神灵的崇拜与鬼神迷信没有区别，不过是在迷信的万神殿又多了几个人偶。这两方面都不能带入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人产生信念上的认同，从而委身信仰。这就使得其社会基础极为薄弱。
进而，由于道教的输入大体停留于神灵、民俗、道术的层面，自身无法建立团结稳固的教团，在下层无法组织起信徒群体，在上层则高度依赖于政权。官方支持则热闹一时，官方打击则毫无自保之力，只能任其宰割（道教流入高丽，最终归于消泯，也有同样的缘故）。这是值得今天引以为鉴的。
（编辑：灵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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