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人重山川河流之祭祀，逐渐形成了“五岳四渎”的崇拜格局。这一格局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权重要的地理符号，在自然层面表达了国家之权威；另一方面，高山大川多神灵的思想吸引着代代帝王求仙于此。
文／牧之
《国语鲁语下》云：“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
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
原始氏族部落或居平原、或傍高山、或临大河。在日常生活中，部落首领需要面对平土、治水、狩猎等困难的工作，他们死后，族民会感念其功德而尊奉其为神明。于是平原有了土地神，山地有了山神，川泽有了水神。前者发展为社神，后二者则发展为山川之神。
“五岳”在战国中晚期才出现，是由“四岳”（同时具有祖先神的含义）演变而来。“四渎”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为中国民间信仰河流神的代表。
《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说明江、河、淮、济四渎均流入大海。《礼记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济渎庙
“五岳”在汉武帝时期成为了国家山川祭祀的主干，但“五岳四渎”祭祀尚未形成制度。至宣帝时，祭祀“五岳四渎”才成为常礼，构成了山川祭祀的大框架。这一框架对以后历代王朝山川祭祀影响巨大。
“四岳”到“五岳”的转变
顾颉刚先生在《“四岳”与“五岳”》一文中认为先秦早期文献多见“四岳”，不称“五岳”。“四岳”是东周时代流行的说法，而在战国秦汉时期“五岳”才逐渐替代“四岳”，成为主流。
何为四岳？《国语周语下》说：（昔大禹治水），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夭柞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日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尚书舜典》仍用四岳：“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由此可知，最早的“四岳”为古代西方羌戎中的姜姓部族的宗族神。这一部族，他们奉其居地的山岳之神为部族祖先神。
至战国时期，这一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出现了朦胧的以四座天下名山为四岳的地理观念。
《周礼春官大宗伯》则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的说法。东汉郑玄为《周礼》作注时说：“五岳，东曰岱宗、南岳曰衡山、西曰华山、北岳曰恒山、中岳曰嵩山。
其后十二威而退，遍于五岳四渎矣
显然，郑注是用秦汉以后的观念解释先秦时期的历史。《史记封禅书》引用《舜典》一段文字为：
“《尚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封禅书》开始指明东岳为泰山，西岳为华山，南岳为衡山，北岳为恒山。司马迁还在段末添加了中岳，日：“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西岳大帝
从中我们依稀可见“四岳”内涵的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增加嵩山补足“五岳”的痕迹。可以说，最迟至于武帝，五岳为泰山、恒山、衡山、华山、嵩高已成为一种通行的说法，四岳就不再占据主流位置了。
“五岳四渎”的祭祀与崇拜
西汉初年，山川祭祀总体上继承了秦代格局，同时不断进行微调。在这些微调的基础之上，当汉代国家政治格局中的东西差异逐渐弥合时，山川祭祀格局也终于在武帝中后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五岳四渎”已开始出现在同时代的历史典籍中，如《史记封禅书》曰：“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威而退，遍于五岳四渎矣。”《礼记王制》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在《封禅书》的语境中，“五岳皆在天子之郡”与天子出巡“遍于五岳四渎”显然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五岳”概念在武帝朝受到重视，并最终进人国家祭祀。
至汉宣帝时，国家愈加重视对山川等的祭祀。宣帝对全国的祭祀做了统一安排，并首次明确了“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据《汉书郊祀志》记载：
“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大者也，今阙焉无词。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洛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溉山于溉，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
夫江海，百川大者也
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祭礼对“五岳四渎”祭祀的开始，也标志着西汉不同于前代的山川祭祀格局的最终确立。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时的五岳祭祀颇为兴盛，但四渎却少被提及。
宣帝承续武帝的祭祀，重新规划了五岳四渎，使之成为制度。西汉的山川祭祀最终定型是在宣帝时期，这也开创了汉以后历代山川祭祀的重大格局。
山川祭祀与道教的求仙情结
汉代的山川祭祀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名山大川的礼敬，同时也是国家政权重要的地理符号。五岳四渎祭祀格局的最终建立和变化能够反映国家的政治地理格局。
西岳华山
对于统一王朝而言，山川祭祀的地理意义已逐渐象征化为国家的权力象征，象征君主对四方土地的控制。
在此之外，通过秦皇汉武帝封禅泰山、巡狩五岳的理想，我们可以看到秦汉山川祭祀的另一层内涵，那就是帝王对求仙长生的信仰。
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在《神圣的存在》中说：“高山能够通神，是诸多民族与地区的普遍信仰。”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保存了大量我国远古时代的神话与传说，其中就声称名山中多有神仙居住。
群巫通过高山交通天地的记载曲折地反映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时代的山川崇拜。《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此类内容在《山海经》中例子很多。
《山海经》中多珍禽异兽
战国晚期方士游说盛行时，这种观念依然流行。秦汉之际，山川通神的信仰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帝王的山川祭祀活动之中，这与秦始皇和汉武帝热衷于求仙多有关系。
秦始皇的求仙主要限于海上神山，秦统一后秦始皇多次出巡，皆至于海上，如《封禅书》载：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
武帝也同样沉迷求仙。武帝东行共七次，五次至于海上，所为皆是求仙。武帝朝中后期，除了海上求仙之外，似乎也在期待仙人从其他地方降临。
政治理想与求仙理想在山川祭祀中得到结合，所以中国古代的求仙、祭祀与政治活动和政治理想是紧密联系，难以分割的。这种格局也影响了后代历朝皇帝对山川的祭祀。
【唐】赤金走龙（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举个例子，隋唐时期盛行一种名为“投龙简”的道教仪式。求愿者用一种名叫“投龙简”的东西给山川神灵写信，写完信，照例放个小金龙，派它送信，通报神灵，乞求神灵保佑。
这种简，一般用金、银、玉、石等材料制成，形如小方板，投放地点都是名山大川，或在山洞，或在水边。山有山简，水有水简。这种活动虽是道教传统中的活动，却有更古老的背景可以说，它是古代中国“五岳四渎”山川祭祀格局中的一个缩影。
（编辑：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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