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素重天文历法，认为其垂象吉凶、关乎国运，因而星象之学被掌控于官方手中。本文认为这种严格的官方禁令是源于统治者对谶纬之学会扰乱时局的担忧，但却客观上使得这门学问逐渐衰落。
文／牧之
《汉书艺文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天文者，以纪吉凶之象
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关乎国家政治和农业生产，历代统治者对此都非常重视。天象的出没变化由于被认为是窥测和探知“天命”的重要方式，具有预测军国大事的特殊功能，因而成为帝王“参政”的重要依据。
正由于此，天学作为一门被严厉禁锢的学问，其被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历代对私藏、私习天文学加以厉禁。故而李约瑟总结到：“中国天文学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它具有官方性质，并且同朝廷和官府有密切的关系。”
而这一禁令却也导致了中国天文历法人才在民间的缺失和培养。传统的天文历法得不到良好的继承，也逐渐趋于落后。随着西方天文历法知识的传入，传统的“天学”的地位日渐衰落。
何为”天学”？
“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易系辞》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易经》中的卦和爻是古人通过观察天象和地法，所总结出预测人事的经验。又《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今人观天象为探索自然，先民观天象为预知由天象所兆示之人事吉凶，由此“天文”一词又引申为：仰观天象以预占人事吉凶之学。
江晓原指出：“天文”在中国古代人们的心目中，“正是今人所说的‘星占学’，对译的西文应该是astrology”，“后人常以‘天文星占’并称”。事实上的确如此，在中国古代社会，天文学与星占学始终是密不可分的，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其独特的作用。
《史记天官书》对在他之前从事天学的重要人员进行了统计：“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眯；赵：尹皋；魏：石申。”
天垂象，见吉凶
所谓“传天数者”，即专司通天事务之杰出人物。重、黎、羲和、昆吾、巫咸都是传说中的上古人物。比如重黎是受命决断天地交通的人物，《尚书吕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
巫咸则出现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王逸注曰“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这些都是当时能够通天降神的巫师。
而后半部分人物，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史可考，从事“天学”等专业职务的“太史”或“司命”。因为古代是“家为巫史”，巫史职务不分，后来才逐渐专业化，故他们的职业都有共同的起源。
颛顼绝地天通
天文星占之学，即通天之术也；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其职业也是历代相传继承而来的。
古代从事“天学”有专门的场所即“灵台”。灵台又被称为观星台、司天台，为皇家“天文”机构之表征。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皆设有官营御用之灵台，“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因为国家统治与天文历法息息相关，故皇家对天象有垄断性的观察与解释。后世灵台改称为太史院、钦天监等天文机构。
古代中国“天文”专言军国大事，如战争胜负、年岁丰歉、王朝兴衰、帝王安危等，而不及一般个人之吉凶祸福，故帝王对受命和敬授人时的天文历算之学一直持警惕态度。
古观星台
在很长时间里，天文星象一直被限定在官方的天文机构内传承和钻研，民间不允许任何染指和研习。但如八字预测、风水奇门、六壬占卜、黄道十二宫等则不受到禁止之列，管理相对宽松。
官方严禁私习天文
对天文历法的垄断，是保证君权神授和天命所在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帝颛顼使重、黎“绝天地通”，控制交通天地人神的途径，垄断对“天象”解释的话语权，成为了统治者维护政权和统治臣民的有力手段。
历代国家就有关于古代禁止民间私习“天文”的传统，并颁布法律，违者刑法处置。如西晋“禁星气、谶纬之学”。唐《唐律疏议》“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
禁星气、谶纬之学
上述的“玄象器物”主要指唐代观测天象的各种仪器及设施；天文是国家天象的观测和占候之事；图书、谶书皆是假托预言灾祥的书籍；兵书虽然侧重于排兵布阵，但往往与风云气色密不可分；七曜历，内容多以日月五星为目，而系吉凶休咎于曜日下；太乙、雷公作为官方的式占方法，主要预测唐王朝的“邦家动用”之事。
总之，以上所述俱是涉及唐王朝军国大事的灾祥预言，在中古社会中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蛊惑性，极易为各种政治势力及农民起义所利用，因而被坚决予以制止。
到了北宋时期，“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诏以六十有八人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元代“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
明朝“（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可以看出，历代所制定的法律具有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钦天监匾额
其实国家官府对天文历法的政策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实行国家管理即官营，二是禁止私习天文历法，三是国家网罗天文历法和数学人才。掌管天文、历法、星占的官员既是专业的，又是世袭的，以免流落民间。
对“天文”的垄断和独占与王朝统治权密不可分，则每逢改朝换代之际，新崛起者必“窥窃神器”。如陈胜吴广在起义的时候就用“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来收拢人心。
在灾异说和谶纬学说流行的汉代，光武帝是利用“谶说”的高手。故一般在新王朝建立之时，就会采取法律垄断私学，以免他人效法自己，导致政局混乱，不利统治。
汉光武帝善用谶纬
辅佐朱元璋安定天下的谋士刘伯温，就曾为了避免统治者对自己的猜忌，在病危的时候“以《天文书》授子琏日：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这是为了劝戒后人不可习之，正是为了免祸。
但政府对天文历法的严格管控之下，会导致传统历法的学习无以为继，也会导致国家天文历法人才的严重缺乏，从而天文历法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全面落后。
随着宋元时代高度发展的数学严重衰落，到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到中国。中国传统的天文历法因上述原因，只能处以下风，其在历史舞台的地位也日渐衰弱。
（编辑：柯恩）
本文为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文／牧之，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喜欢该类内容欢迎上微信关注“腾讯道学”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观点与立场，不代表腾讯媒体的观点与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