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之所传即教之所传，先贤深明此理，故对抄写、校对、安存、传授之规制十分严密，这是其内心虔诚敬慎的外化。因为这样的严谨敬重，才使得太上真教能绵延不息。今人也当珍重，效仿此风。
文／行苇
日前与友人提及在各地的早晚课本中，诸真宝诰末尾均有尊号，但萨祖诰末尾却大多没有尊号（当为“玄风永振天尊”六字），似存在缺漏之处而无人为之修正。
手抄经卷
友人更提及现下流通的经书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有的经本将“（栖）集清虚”刊作“楼集”，将“弱己饶人”刊成“溺己饶人”，将“含弘光大”刊错，以及不少将“谈道而趺九凤”的“趺”字读为“跌”等，不一而足。
盖因历史变动的影响，曾经一段时间内，道门经书刊本流通较少，教内不得不通过手抄的方式传布经文。在师徒口耳相授，或者手写抄录时，由于文化不足或不够谨慎的缘故，就容易出现差错。
今人习焉不察，竟将错漏原样刊刻，不仅弄得谬种广传、贻笑于人，而且由于经文乃前圣之心宗，词句错讹难免造成湮没圣义的过失，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
其实在古代，印刷术没有发明和广为流行的长时段里，道门经典同样是通过手抄来传播，即使是印刷刊刻也涉及到沉重的校对工作。
道经乃是圣道垂化
不过，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经本，凡是道门中人所制作的，大多十分精良准确，少有错误（如《道藏》经本及大部分敦煌抄本）。这得益于先贤对经书制作的敬慎态度。查阅史料可知，至迟在唐代，道门写经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规制。
经教认为，经书乃是圣真垂教，教化凡俗以修真悟道、超凡入圣的法门，乃“天人之良药，为生死之法桥，使众生普超五浊之津，俱登六度之岸者也”，故而异常珍重。
经书依其载体和书写用料的不同，可分为十二种形式（“十二相”）：“一者金简刻文，二者银版篆字，三者平石镌书，四者木上作字，五者素书，六者漆书，七者金字，八者银字，九者竹简，十者壁书，十一者纸书，十二者叶书。或古或今，或篆或隶，或取天书玉字，或象云气金章，八体六书，从心所欲。”
进而，《正一修真略仪》还对写经的格式做了详细的规定，首先为写经所预备纸素丹青、笔墨工用等物，需要保持清静，不能让动物乃至妇人等靠近。而后，写经者需要斋戒沐浴经月，才能在静室中严整衣冠、烧香礼拜、精思存神，然后动笔。
烧香礼拜、精思存神
经本要求“其行，长七寸，以法七政也。行阔五分，以法五行。若楷隶字数，每行不过二十字，要令调而匀，不得悬生露死，谓死字不居行首，生字不在行下，当度其行间。若弟子名号，宜甚谨细，亦勿使居行之首也。此其法则，不可不审。”
“至符篆图画，务令均匀得所，以画文，在其精详，用意为之。每阶未近轴，留三行，署监度、保举、度师等三师法位姓名。其装饰标轴，宜适丰俭，随力所办，务在严洁”。
为使写经的顺利展开并维护写经的神圣性，《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规定在宫观中需要建立“天尊讲经堂、说法院、经楼写经坊、校经堂、演经堂、熏经堂”等，可见经本的写、校、演、薰等不仅步骤分开进行，还须配备专门的房舍，十分郑重。
刻明得道，要由于经
同时，为确保经文的准确无误，经教上对抄写的校对工作做了严格要求，《太上太真科经》云：“刻明得道，要由于经。经图科戒，不可舛误，书写五校，讲练习之。”即书写的经本要经过前后五次校对。
流传至今的经卷写本中，虽然没有看到“五校”之多的，但大量存在“复校”、“三校”的记录。
在敦煌发现的《老子变化经》，有题“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用纸四张，玄都玄坛道士复校。”《老子道经卷上唐玄宗注》则记有“国子监学生杨献子初校，国子监大成王仙舟再校。”
另有《洞渊神咒经誓魔品》卷子记载：“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初校道士李览，再校道士严智，三校道士王感”。另一《洞渊神咒经》卷七本子则有提到：“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灵应观写。道士李览初校，道士辅俨再校，道士马诠三校”。
不得悬生露死
此外还有被题为《阅紫仪三年一说》的卷子，写于开元二十三年九月，其末尾题有：“奉为开元神武皇帝写一切经，用斯福力，保国宁民，经生许子写，修功德院法师蔡茂宗初校，京景龙观上座李崇一再校，使京景龙观大德丁政观三校。”
抄写完毕后，需经两次或三次校对，其功不可谓不繁，而正是在这样谨慎的态度下，才保障了经本的质量，能够极为准确地传布天下，遗泽后世。
经本经过恭敬抄录、再三校对之后，还要做好存放工作。经教中对此有十分细致的规定，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法具品》所言，经本首先需以巾裘包裹：
“凡经，每一部，或五卷、十卷，皆须著裘。凡裘，有五种。一者锦绮，二者织成，三者绣作，四者纯彩，五者书绘。皆内安裹及带如法，皆书题曰某经。”
漆器经函
当前教内尚且以红布或绣布覆盖包裹经书，当即为此“著裘”之遗制。这些安裹成帙的经书要置入经函，经函可以以金银珠玉木石等制成，大小随宜。
经函要置入经厨保存，“凡经厨，有六种。一者宝装，二者香饰，三者金银隐起，四者纯漆，五者沉檀，六者名木，大小在时。”
在宫观中建有藏经楼，其中经书则需以“经藏”的形式保存。大抵是将经厨依据三洞四辅的次序排列成藏，经藏的材质、大小等皆有规制：
“凡造经藏，皆外漆内装沉檀，或表里纯漆，或内外宝装，或表里彩画，或名木纯素，各在一时，大小多少，并随力办。或作上下七重，或三重。并别三间，或七间，安三洞四辅，使相区别。门上皆置锁钥，左右画金刚神王，悉须作台安，不得直尔顿地。”
用斯福力，保国宁民
经藏有总藏和别藏之别，总藏指三洞四辅全部（左三洞，右四辅），别藏则是将三洞四辅各为一藏。藏经要经常烧香燃灯以为供养。
唐代是玄风广被之世，上至皇王贵胄下及黎民道俗，奉道者众多，故写经之风盛行。参与写经的，不仅有道门中人，还有专门的经生、书者，以及帝王将相、书法家等。
如敦煌郡道士索洞玄，有《道德经》、《本际经》写本传世；前述《阅紫仪三年一说》卷子的抄写者许子即是一名经生。另外，唐太宗曾令长孙无忌写《阴符经》五十本，后高宗又令之写百二十本等。
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作《一切道经序》，并敕令以黄麻纸、小楷书抄写。高宗又为其子李弘追荐冥福，下诏敕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
博文妙赜，恒值圣代
据学者考证，高宗时期道众为太子李弘写经祈福的活动持续达十余年之久，总数越过七万卷。这些经卷不仅在长安地区流布，还曾远播到敦煌边地，上文所提及的两个《洞渊神咒经》卷子，即为当时写经的遗存。
到玄宗朝，《开元道藏》编撰完成，明皇即下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多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使藏经流布于天下。
对教内来说，写经是宣教布道的重要手段，也是教团传承发展的基础；对信众及社会而言，写经既有祈福消灾之功，如《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有云：“抄写经文，令人代代聪明，博文妙赜，恒值圣代，当知今日明贤博达，皆由书写三洞尊经，非唯来生得益，及见在获福。”，也起着社会统合、文化传播的作用。
正是由于大量写经卷子的存世，许多因历史动荡而湮没的珍贵文献才得以重见天日。（著名者如成玄英尊师著作、《太玄真一本际经》、《道德经想尔注》等。）
以前贤家风为自勉
经之所传即教之所传，先贤深明此理，故对抄写、校对、安存、传授之规制十分严密，这是其内心虔诚敬慎之态度的外化。正因为这样的严谨敬重，才使得太上真教历经沧桑而能绵延不息。
今人坐享祖师大德的遗泽，不可以不学见贤而思齐，以前贤家风为自勉，庶几可以不负祖师托付，不负众生供养。
（编辑：柯恩）
本文为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文／行苇，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喜欢该类内容欢迎上微信关注“腾讯道学”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观点与立场，不代表腾讯媒体的观点与立场。）
